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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会出现各种运动和清查呢，除了要保持我党和我党领导的军队的纯洁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回避的，就是以前俺说过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
每次运动来了，那些山头和宗派一般不会被波及呢？而又是那些宗派和山头是运动一来头一个就被揪出来审查的呢？咱们就看看资料里是怎么说的。
细心的人会发现，当年从一线战斗部队优先被调进一分区机关的，是那些来自延安的抗大学生。
在看重学历的今天，你是否从一个名牌大学毕业，对你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抗战期间，你是否从延安的抗大出来，对你的信任、使用和提拔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就像国民党军队中的“天子门生”的黄埔毕业生，在那些杂牌军官面前的腰板格外硬朗。有着延安抗大生身份的干部，在晋察冀不同样也是如此吗？
所以，抗大是不是好学历且不说，但绝对是个好出身。比如从战斗部队向机关选拔干部，抗大出来的干部基本上是每选必中。你笨不笨？会不会打仗？是否锻炼好了？都在其次。关键是看你是不是朴实，是不是能与工农干部及战士们打成一片。如果你做作，给人以油腔滑调的感觉，那你就完了，战场上都不会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拼死相救，你在战场上生存的几率是很低的。
有一位一分区老干部回忆，他说一分区的机关和部队，很多当参谋干事连长指导员的。几乎都是从抗大分配来的或是一分区教导队出来的。
抗大分配来的不用说了。所谓一分区教导队出来的。教导队只起一个组织作用，担任讲课的常规教官，就是教导队前后两任队长晨光、马青山，以及被称作“训练科”的李青川、杨浩这几个人。这些人中间，只有晨光、李青川是科班出身，但也是杂牌军的军校，一个在东北军讲武堂，另一个在阎锡山军校。
杨浩在抗战时期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王栋，另一个是李振军，就分别是教导队和抗大出来的两个代表。教导队出来的能打仗，王栋虽然是连指导员，但指挥打仗一点不差。李振军就差了许多，1942年在冀中鬼子的五一大扫荡中，因为军事技术差了点，最后只能束手就擒，成为俘虏。
王栋和李振军相同的地方，两个人都极有头脑。对任何问题从不盲从，有自己的看法。在一分区干部、特别是抗战干部对杨成武的一片崇拜声中。两个人始终对杨成武有一定看法。当然是在使用干部方面的。
实际上，王栋、李振军、杨浩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一分区干部的三个不同来源和组成部分。王栋是“自己培养的”，虽然“土”，但是放心。李振军是延安抗大出来的，自然最为走红。杨浩代表的是杨成武所说的“游杂”干部出身，没有受过**任何方面的教育和系统培养。
在杨浩之上，“游杂”干部的典型代表是李青川和宋学飞。宋学飞和晨光一样，也是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只是没进过抗大，也没在延安工作过。“游杂”干部有个特点，**一有政治运动，首先拿这些人做文章。而且巧合的是，李青川、杨浩、宋学飞，分别在1938年、1939年、1940年都险些被“整肃”杀掉。
1938年7月一分区保卫部门收拾过去的“黑马队”骨干，作为老大的一分区二团团长王天存消息灵通，闻讯跑了；老二是时任二团参谋长段如山，被保卫部门悄悄埋了；只剩下一个老三李青川，保卫部门准备处置他时，杨成武说了好话，捡一条命，从此李青川百依百顺的效忠杨成武。
杨浩1939年初被拘押，严刑拷打，不是杨成武说话，也完了。1940年初赵玉昆跑，赵玉昆参谋长宋学飞被怀疑，绑他的绳子和人都埋伏好了，结果王道邦拼命说好话，杨成武决策，放了宋学飞，继续观察使用。
晨光跟宋学飞一样，东北军讲武堂出身，在抗大学习过，又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教军事，以后到了一分区，在一分区没挪窝工作了五年。1939年10月，一分区部队打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前，晨光来到一分区，被任命为教导队队长。
五年过去，到1944年10月离开一分区赴冀察军区的时候，晨光仍然是一分区教导队队长，这五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不少职务，一支队参谋长、一团参谋长、三支队支队长，但都是原地踏步，没有提升。
1945年冀察军区进驻宣化，晨光被郭天民任命为宣化警备司令，终于离开了教导队。教导队领导班子开小范围的欢送会，为晨光送行。晨光说：别看他在抗大、延安都工作过，但到了一分区，杨成武还把他看作是“游杂”干部，从没重用过。比较起来，还是郭司令用人不拘一格。
在会上附和晨光话的，还有沈图。沈图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任政治处主任，一大队长唐凯很看重他。但合并到一分区以后，他依旧在教导队任政治处主任，直到冀察军区都未得到提升。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郭天民是有心人，记在了心里。不久，晨光继续提升，任郭纵队五旅副旅长，沈图任纵队宣传部长。接替晨光宣化警备司令职务的，是一分区另一个“游杂”干部宋学飞。
其实分析一下，杨成武是“政委”出身，政工干部的特点，考虑问题，“政治”占有相当份量。郭天民就没这个拘束。实际上这二人都是用人的高才，只不过他们看重的干部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提拔使用干部上有所差异。
每逢根据地搞政治运动，“游杂”干部是清理的重点，这是由当年的政治大环境所决定的，怪不得谁。晋察冀军区历次整风、搞政治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干部把自己“讲清楚”，自己历史上的每一点都要讲，不能向组织隐瞒。
但抗大干部说一句：“我的历史在延安抗大时都说清楚了”，便可以过关，再无人追究。这个确实可以保证的，每个抗大的学员那都是被三审五审的，政治上都很清白的。
相反，最惨的是那些从沦陷区大城市过来的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不好，家庭亲属也复杂点，每次都要说上半天才能过关。其实来自沦陷区、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大都在家庭成分、本人经历上不那么太“纯”，当对抗日打鬼子和对待我党的态度上绝大多数还是很“纯”的。
但是不纯的地方就成为根据地保卫部门清理的重点，这背后是有着深刻和有渊源的政治原因的，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互相渗透的都很厉害，不得不防啊！
那个杨浩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总能顺利过关，一是因为他人缘好，大大咧咧的是个“傻乐呵”；二是因为有个过去“变坏事为好事”的前奏。这就是1939年初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经受严刑拷问时被审个“底掉”的那段经历。
在他十九岁人生的每一年、每一月、几乎每一天都被仔细审查过了，以后每逢“审干”，他往保卫部的审查结论上一推，便可过关。有什么样的“审干”，能比把扁担打折了审出的口供更真实更彻底的？
为什么“延安抗大”的魔力有这样大，整个独立团组成的一分区都为之避让。后来才发现，当年独立团干部战士1700多人，包括近半数的陕北籍干部战士，竟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到过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更不用说由红军大学改成的抗大了。
只有杨成武等极少数干部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到过延安。以后这批抗大学生来到一分区，介绍说是与杨司令的先后校友，一分区那些不是抗大出身的干部先自不敢相比，软了三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