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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棒子这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由于洪梅没在跟前，行署的工作他也分担着，这才发现行署根据去年从晋察冀边区下发的文件精神，派出了十多支工作队，少的三五人，多的十来人，深入到山区的村庄里搞土地改革去了。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打37年八路军来到这晋察冀，就试点性的搞了一些农村的土地改革，但主要还是为了同农村的各个阶层都搞好关系，能站住脚征上粮食来。
但杨棒子发现行署里留下的关于这次土地改革的一些文件，不大对劲呢，文件里出现了要依靠广大的贫农和贫雇农，重新划分农村土地的所有形式这样的词句，这么一细琢磨，坏了！这是要把地主的土地给分掉啊！
结果还真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有几个村打死了人，有地主和富农对工作队的工作方式不满，反对无偿分掉自己的土地，被工作队打死。还有的村由工作队成立的农会也出现了私刑逼死地主和富农的事情。
其实，两年前就试过一次的晋察冀土改开始，杨棒子最初和许多人一样，都想不通：解放区根据地，就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的老窝，一直在我党领导下。既然那些地主和富农和村干部们一直在你的领导下，为你捐钱捐物，响应你减租减息，支持你抗日打鬼子，那么在土改运动中，你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直接分给农民。
你用暴力手段对付那些抗战期间曾经当过汉奸、依附于日寇政权的地富分子，尚说得过去。对付那些手上有血债的土豪劣绅，完全合适。可你为什么还要用暴力的手段，用吊打、批斗、侮辱、关押、甚至杀害的手段，对付那些曾经积极依附于你，子女也在你的队伍中患难与共的地富分子。从道理上、人情上都说不过去。你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就为了地主家里比普通农民多的那几斗粮食吗？
这也是土改运动开始后，许多参加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当年，我党在发动土改运动的同时。在革命队伍中开展“三查三整”运动，其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土改运动的认识问题。
其实，细究起来，这有点逻辑学上偷换概念的问题。人家并不是对你发动的土改运动有不同看法，任何人，只要稍有社会进步意识和平等意识的头脑，都会积极支持你发动土改运动。
人家有看法的，是你在土改运动中主张对一切地富人员施加暴力手段的问题。是对你的随意打人、杀人、关押看不过去。你有意歪曲了这一点，凡对此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有看法者。便是反对土改。反对我党政策。要受到组织处理。
没有人反对土改，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手段。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话说：他们反对的，只是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
因为，当年我党提出的对地主富农残酷斗争方式的土改政策。严重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
中国数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农村，其代表人就是地主阶级。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阶级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群体，是由各种具体的人组成的。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
其中相当多数的地主，受到中国上千年来传统礼仪文化的影响，“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都受着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儒家教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和道德文化的载体。每当国破、民族危亡受难之际，地主阶级并不能独善其身得以幸免，他们也会像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成为受难者中的一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党出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掌握全国政权的需要，在文学上塑造了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这些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这种“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文学创造。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世代农耕的“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因为在大部分文盲的中国农村中有文化，有更多的经济谋生手段，所以累积下来的土地财产会多一些，生活过的比一般贫穷的农民要好一些。
上千年来，由于家传或家学渊源，这些地主们的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文化基础教育，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道德素质也较高的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地主讲忠孝廉洁、礼仪廉耻，他们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逢外敌入侵，他们甚至会宁为玉碎、举家兴兵，以气节自律终身而无退悔之意。
自1921年我党诞生的那一天起，有文化的地主阶级为这个当时还号称“无产阶级的党”贡献了不知多少自己的儿女。我党红军中最高领导阶层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这个地主阶级的子女所聚成的。
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无数中国南北的地主阶级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并且为保卫民族利益的抗日战争送去了无数宝贵的儿女。他们有多少人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杀身成仁，你数都数不清。
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牺牲者之一，那些站在我党一边、居住在抗日根据地中的无数地主阶层，也是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爆发后鬼子和汉奸要坚决要打击的敌人之一，也是日本鬼子军队入侵根据地的受害者。这个原因不难理喻：因为他们用财力支持了我党一方，还将自己的大批子女送到我党的队伍里与鬼子作对。
现在，抗战到了比较艰难的时期，为了稳固根据地内农民对我党的拥护，就要对这些一贯支持过你的农村富裕阶层下毒手，来换取那些相对贫穷阶层的兵源支持。这样做，于理于道义都说不通。说不通也要实行，实行的就是暴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受到上千年来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抬头三尺有神灵”在时刻注视着你，绝大多数农民都老实本分，不愿获取不义之财。对自己多年来的“东家”、对自己比较富裕的“乡邻”，现在要骤然翻脸夺人家家产，人家活好好的，你凭什么当人家面，夺人家财产？不怕老天报复你吗？所以理念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下不去手。
现在，土改运动中出现的暴力场面，就是帮助一向老实巴交的农民“下去手的”。杀了你人，灭了你口，我拿你的财产就心安理得，不怕有报复一说了。土改暴力，杀地主，相当林教头上水泊梁山后要交纳的“投名状”，先杀掉一个无辜的路人，好绝去你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山寨效力。现在，无数地富的鲜血性命，成为土改翻身农民走进我党军队的“投名状”。
土改运动中暴力现象的出现，是人性中善良一面被消灭的开始。以后在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土改中更加鲜明地体现着人性暴力的一面。
说到这，别看杨棒子自己就是个贫苦的农民出身，他也不同意对待这些地主和富农是强制的手段去夺走他们的土地和粮食。
所以杨棒子在接到几个地方上报的土改问题报告后，也没和洪梅商量，就直接用分区和行署的名义下令，停止这种试点性的土改，他还让老冯出面带领工作组下去，到这几个出现问题的村镇去，把土改工作队造成的不良影响想办法挽回来。
可惜，人还是被逼死了，财产还是被分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一分区那边有几个家在十一分区的干部和战士，听说家里人被土改工作队杀了，房子和地都被分了，一怒之下投了鬼子当了汉奸了！
此事也惊动了晋察冀边区，因为不光是十一分区出现了这种问题，好几个搞土改试点的分区也出现了这种暴力冲突，所以边区和北方局经过开会研究，认为土改工作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不是改变农村的土地结构，而是怎么样让地富多出粮贫农多有田的问题。
依据这个精神，由边区政府下发了新的土地改革实施细则，这才算是把这场差不点掀起农村风暴的土改试点给拉到了正确的方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