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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台那场会议过去了大半个月后,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末,雍王典卖家财筹措的钱款,终于正式与朝廷使者们进行交割,作为去年秋赋的补偿,合计为六十七万缗有余。
这个数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评价。
如果单单只论这一笔财货多少,那自然是一笔巨款,像是作为蜀商翘楚中的宋霸子,以百万缗飞钱投献行台,几乎都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长安城中商贾云集,真正能够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的商户寥寥无几。
哪怕在国家财政中,这样一笔钱同样颇为可观。像从永徽年间开始征收的户税,虽是户分九等,但若折中计钱的话,每户约在百二十钱之间。陕西道诸州,永徽年间旧有户数约一百三十万户,户税尚且不足二十万缗。
若从国家开支方面来算,天授年间内外在品职官约两万众,合年竞支禄米为一百七十万斛。以斗米五十钱论,凡在品官员一年禄米所支折钱也不足九十万缗。
但事实上斗米五十钱已经是极为高昂的价格,像在贞观、永徽年间等连年大丰的情况下,关中米价甚至都很少超过斗米十钱。神都洛阳地处天中,漕运物流环境较之关中的长安还要优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样的动荡之时,斗米都无过五十钱,长期稳定在三十钱一下。
换言之,雍王入缴的这一批钱款,足支内外职官一年之禄且还绰绰有余。
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租收谷米,庸则力役,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
尽管永徽以来,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种大税、小税并诸资课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流失,所以总量上仍然没有削减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载,天宝年间户税所收每年得钱两百余万缗,但在租庸调作为财政主体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收入所占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过二三十分之一。换言之,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 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
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去年朝廷在陕西道流失的赋税额度应该在三到四百万缗之间。但事实上? 这个数字只大不小? 因为朝廷核算财政收支? 诸物折钱主要是以和市官买物价作为标准,而这一物价较之真正的市场物价通常要低两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河曲的盐税? 以及诸州物料土贡? 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
也正因为物货数额如此庞大,李潼才要想尽办法的将物货截留自用? 如果只是区区几百万缗? 还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章的谋算。
长安城这些豪商们看似挥金如土? 阔绰至极? 但事实上怎么能跟整个国家的财政力量相比。哪怕仅仅只是钱财计数? 彼此体量已经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无论是朝廷,还是行台,都远非这些民间资本能够撼动的。
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 很难进行直接变现? 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
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 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 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直至五代两宋,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
总之? 在行台府库空竭,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雍王倾尽家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
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行台的财政现状,他们是知晓大概,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哪怕耍赖到底、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
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反而积极面对、主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在这一过程中,长安士民对雍王殿下的拥戴热情,他们也都亲眼见证,心知就算不接受这个结果,继续纠缠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陕西道对朝廷的离心与矛盾。
“殿下捐尽家财,言则为偿前过,但又何尝不是为我等走使员众庇护前程、免于追责波及?钱财虽是俗物,但恩义诚是感人,但使我等诸员能凭此事迹归都登阙,必仗义直言,盼朝廷能够正视陕西疾困,惠政施降!”
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领受这一批钱款籍册后,满脸激动之色,嘴里更是连连称谢。其他有份随从出席的朝廷使员们,表情言行也都大体类似,只是在这一份稍显浮夸的感激之情下,心情之复杂也可略作窥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一旦归都,朝廷也绝不会因为追讨回几十万缗的资财就对他们加以褒扬。他们这一次西行催讨,可以说是将朝廷与当今皇帝的体面丢得干干净净。
但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雍王殿下,雍王这一番操作,用心自然不可称绝对的坦诚,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应对。
特别如今行台府库虚实已经无从隐瞒,接下来或许还要面对诸边胡寇侵扰的问题,诸边州可能还要面对战乱不已的情况。甚至他们还没有离京,便能感觉到行台近日氛围凝重,人马调动频繁,显然已经在提防这一变数。
不同于李千里浮夸虚假的道谢,跟随出场交接的裴守真则就沉默得多,他离席入前再拜雍王殿下当面并沉声道:“拙才猥琐,强谏致变。近日来多承殿下谬赞错赏,实在受之有愧。归都之后,唯述所感,无论能否说服朝堂诸公,复命之后,此身已无颜面再充朝位,唯是请辞惭隐。若西方果有兵戈之乱发乎于此,届时跣足来投,若得不弃,帐前卒使,义不容辞!”
听到裴守真这么说,李潼心里自然颇感高兴,并对在场众人说道:“行台所在,既非化外之邦,皇命之下,无论东西,凡有志之士欲以才力为进,无不倒履欢迎!”
雍王殿下如此礼贤下士,在朝一干朝廷使员们心中也多多少少生出此类想法,只是并不敢像裴守真表现的那么外露。
毕竟他们可没有裴守真那么强硬的家世出身,此行出使西京生出如此波折,归都之后已经是处境堪忧,若再在行台这里主动迎合雍王殿下的招揽,只怕此行东归将成死路一条。所以就算心里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按捺不发,归都之后观势一番,如果真的风头不妙,再赶紧卷铺盖西逃。
足足六十七万缗的巨资,李潼自然不能用几张飞钱汇票打发了。
且不说眼下飞钱业务还没有发展到神都洛阳,单单最近这段时间里在长安城闹出这么大的阵仗,也不能让这群朝廷使者们走的悄无声息。就得大作铺张一番,给长安民众们一个交代,让人们看一看,当今皇帝是多么的刻薄无情,将雍王家私榨取的干干净净。
所以这六十七万缗的钱款,几乎都被换成了体积庞大且分外惹眼的绢缯丝麻等物料。
即便以一匹绢三百钱计,那就是足足两百多万匹绢,再加上杂充其他价格相对更加低廉的物料,行台籍簿交割后,又在皇城朱雀门内点验了足足两三天的时间,最终千数驾托满物料的大车才从朱雀门缓缓驶出,沿金光门横街向东驶出春明门,离开长安城。
这一天,雍王殿下亲自率领行台僚属们在朱雀门前相送。而长安城中也有众多士民聚集在横街两侧,虽然不能近睹朱雀门前雍王殿下神采如何,但远远也能见到雍王殿下只着一系简单的素色圆领袍,自给人一种淡淡得萧索感。
再见到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头的车驾队伍,长安民众不免群情激动,若非行台派遣足够甲兵护从,哗噪民情几乎要阻拦车队出城。横街左右沿途唾弃连连,更有民众忍不住愤慨咆哮:“神都士民喜着新袍,勿忘名王寒立长安!关西父老,与王同袍,哪惧人间险恶逼害!”
听到横街两侧民众们的唾弃怒骂声,一干负责押运物料离京的朝廷使者们一个个也都是羞惭不已,以至于汗流浃背,其中有几个本籍长安的朝士更是掩面而行,羞见父老。
也幸在行台提前准备充分,布置甲兵分巡坊曲各处,群情虽然因此激亢无比,但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骚乱。
裴守真负责押尾后队,行出春明门后,勒马回望长安,神情不无复杂:“朝廷恩德,自此绝于西京,唐家故泽,归于雍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