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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这数年时间里，朝廷诸司组织结构较之往年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如今大唐三省六部的中央组织结构虽然也是总结以前历代政治得失，在此基础上的一个集大成形态，分曹治事、各有专工且彼此不失制衡，后世历朝也都沿袭这样的结构，在此框架之下有所增减。甚至许多番邦政权也都以此为标准，多有效法。
但制度完美与否，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如果罔顾现实的情况，那看起来再怎么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也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如今朝廷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决策与行政层面，则就变化很大。
首先是集英馆这一皇帝的亲信幕僚们崛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将中书、门下的权力进行了分割。以往两省之显重，那是从上到下全都有所体现，中书令、门下侍中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而作为两省中层的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在朝廷制敕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毕竟每一项关乎国务大计的决策，也都不是皇帝与宰相们一拍脑门便决定实施。从最初的发现问题、立项讨论到最终的形成决策，几乎都是这些两省中层在负责。
也因此，中书舍人与门下给事中虽然只是官在五品，但却自有储相之称，其在朝情局势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四品通贵。
集英馆学士群体的出现，让皇帝有了一批固定的智囊们可以进行国务探讨，无论是在章轨制度的拟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让皇帝的意志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体现，对皇帝权威的提升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除了集英馆之外，便是枢密院的创立与军政分离。这一项改变意义就更大得多，让国家在军事方面有了一个更加独立、系统的管理与决策机构。
姑且不论对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沈恪改变，枢密院的创立可以说就算朝廷政治也陷入类似武周朝前后那样的混乱状态中，也能让政治斗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然，这实际上也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毕竟无论制度如何安排，待在位置上的总是人，想要完全的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也几乎不可能。
只不过眼下，朝廷国力逐渐恢复，需要军政并举。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如果过于滞后，也会给实际的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制约。
除了这些军政格局上的巨大改变之外，在实际的事务层面，所进行的改变那就更多了。像太府寺下面加设的宅厩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九寺是朝廷执行具体事务管理的一线部门，所以其曹司的增减也就需要有更加的应时性，而这当中的改变，也最能体现眼下朝廷政治在国务处理方面的真实情况。
像社监署的成立，取代百工监管理内外百工。这看起来似乎只是相关衙署改了一个名字，但在实际的职权与管理方式上则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的百工监，是设在将作监之下，主要负责统筹管理诸色役工匠、储存并提供竹木用材。而职能类似的平级机构，在诸司中仍然极多。少府、太府以及光禄等各自属下，都有一些管理匠户、官奴等职能与机构。
相关的机构林立杂设，已经让人事分散且难以统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衙署虽多，但对真正的民间生产力却乏于统合与管理。
有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便将相关衙司大作裁撤，以司农司总领官奴婢给役事宜，少府织染署总掌织造内外织造事宜，京苑总监管理两京并北都诸皇苑园业维持与生产，工部计量天下工匠入役事宜。
这四者无涉的事务，则就尽数汇总于社监署。同时社监署也增添了一个新的职能，那就是管理民间各色工匠，制定行业标准。
之所以事权要进行这样一番整理，除了朝廷本身要裁撤冗员冗司、降低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迅速。
以往朝廷所奉行的是租庸调、以实物为主体的税收方式，这种方式首先是建立在均田制为基础的社会情形之中。而朝廷在税收过程中所收集上来的各种物料，又需要足够的工役将之加工处理成可以使用的产品。
这种财政模式自有其优越性，从材料到生产一手把持，政府面对各种灾害的抗压性更高。只要保证足够的行政能力，几乎不需要进行什么对外的索求与增补。
但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大，且不说均田制这一土地分配的社会基础能否得到保证，随着大唐国体越来越大，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工而诸事统管，这又会给政府行政能力带来多大的压力？
所以随着疆域的扩大、政治体量的激增，以及民间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朝廷行政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成本越来越高，效率却越来越低。
所以朝廷创立的社监署，即便是要监管民间手工业，但也不会具体细致到每一个生产单位，而是这些行业组织。
如今的关中，地力越显贫瘠，宽乡与窄乡的分布严重失衡。尽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编户与均田，但是这些手段能够做到的仅仅只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不会给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质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总量在较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逐步下滑的状态，不管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勋贵豪强、还是平民百姓。
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开垦发展，关中的耕垦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在没有化肥这一现代农业利器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农业技术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将这过程略作延缓，很难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关中平原对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西线战略中，关中仍然会长期的作为政治与军事中心。
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让运河沿岸的淮西等诸藩镇壮大起来，安史之乱所产生出来的藩镇问题，真要对比的话，其发源地的河北三镇给中央带来的威胁甚至还比不上河南诸镇。单单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现李希烈、吴元济等悍藩。当然，这几个货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儿。
想要维持住关中地区的地域优势，就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让关中能有更多的生产方式选择。所以除了编户均田之外，对于民间手工业的推动，也是朝廷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一项政策。
这并不是罔顾农耕为基础的立国之本，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制宜，顺应时势而做出新的改变。关中想要维持住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对普罗大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虽然朝廷也可以通过改革漕运、仓储等来改善增强关中对资源的聚合力度，但这与推动民间的商事发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进、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大唐国力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商贸的繁荣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说各项内外政令的改革让大唐的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像最近的河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坏，短时间内并不能快速恢复对关中的输血能力。
江南对关中的漕米输送倒是逐年激增，像开元元年江南粮食运到关中总量还只有六十多万斛，但到了开元三年，已经达到了两百三十余万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激增数倍，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仅只于此，关中的粮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会满地饿殍，但也不足以让府库充盈、谷米满仓，可以盛论军事的程度。
官方的粮食输运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间的粮货供应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训，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的长途运输成本大、风险高，且利润不够可观，因此民间行商，对于粮食的贩运热情并不高。
当然，粮食作为基本的生存物资、对于社会的稳定拥有着极强的影响作用，朝廷当然也不能放任民间商贾们囤积居奇，长途贩运牟利。
但是这件事也并不是没有变通的余地，随着各地仓储、漕运环境有所改善，常平仓这一制度便又重新焕发生机。
此前朝廷仅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进行经营，覆盖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强买与摊派等现象，官员们往往为了政绩与利润，有的时候甚至连民户们的口粮都不放过。
毕竟由官府进行的买卖，彼此势力与体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开商贾参与到和籴中来，地方上的常平仓只负责收纳、转运，而朝廷则专遣使员，与州县官府会同纠察与监督，将粮食的和买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
骊山一场讲武，已经将京畿最近几年所积攒的粮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诸军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颇成问题。但就算是这样，李潼仍然敢放胆筹划对外的攻略，就是因为眼下关中虽然粮储不够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粮食。
别处不说，单单洛口仓一处官仓，所储备的粮食便有将近五十万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处官仓，储粮或多或少，累加起来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三百万斛。
眼下这些粮食还没有输入京畿，一则是眼下并不需要，关中仍能维持，二则集中在一起发运的话，沿途的消耗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确切的计划与需求，漕运沿途诸仓便可以次第起运，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输入京畿，以满足朝廷在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粮、心里便不慌。而且储备的增加，也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没有给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权力。
常平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却没有绝对的管理权。而这一套和买体系，由于民间的商贾力量广泛参与其中，整个商贸体系的中心又在于关中。
他们参与和买，在这项交易中直接获得的利润很有限，但是能够在后续前往长安进行商贸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优待。比如货品的折扣，以及紧俏商品的供给等诸项。换言之，如果不来长安，那其变现的额度就会遭到限制，达不到利益最大化。
如此一番安排，朝廷既确保了粮食这一条生命线的壮大与稳定，同时又能保证地方上的人物力量进一步向京畿集中。
而关中作为这一商贸网络的中心，其优势当然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导引方面。如今的关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单单在籍的各类工坊匠户，便达到了三十多万户，单单长安一地便有将近十万户的手工匠人。
这样的产业分配，既保证了长安周边有足够的商品产出，又能缓解一直非常严峻的人地矛盾。大量的民户投身于手工业生产中，对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
甚至许多有地可耕的民户，除了基本的粮食生产之外，也更加乐意种植回报率更高的经济作物。毕竟人对利益的追逐，那也是发乎本能的。
大唐国体庞大，自然可以进行区域之间加强交流、彼此互补的产业调整，并不需要在一地进行所有的产业布置。
关中如此庞大的一个手工生产规模，对于原材料的获取自然也就有着极大的需求。所以对于噶尔家所提出的商贸请求，无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量，还是实际的利益取舍，朝廷自然也就没有拒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