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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顺1730
“众卿之言，或为民请命、或老成持重，皆有道理。”
皇帝闷了一声，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便转过身，不再说话，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
淮河的清水、黄河的浊水，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
认为构建的大堤、水闸、泄洪道、冲刷闸，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问题？
前朝治水之义，以保祖陵为上、保漕运次之、保民生最后。
本朝又有什么区别？
若不是祖陵不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便是祖陵不在这，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
朝廷向来知道，漕运、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只要保证了漕运，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淦说，自己不是鸵鸟，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下南洋之前，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
事到如今，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
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二十年前，提及海运，朝中反对的声音，必然是“危险、容易被海寇劫掠；不安全，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是脆弱的后颈皮，一旦被人切断航道，南北分裂”之类的声音。
凡提海运者，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
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
到现在，至少，嘴上反对海运的人，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
因为，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
当那些“为国为社稷”的大道理讲不通后，这些反对者的嘴里，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
然而，当南洋问题、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那就是钱还不够。
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只是说荷兰政变。但皇帝也知道，根据刘钰的战略，政变这一步做完，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
只要谈妥，钱到位，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
当初刘钰的承诺，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现在看来，似乎比预想的要高。
垄断费、股本生息分红、官窑瓷器专卖、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单单这几样钱，便不止了。
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也拍着胸口表示，印度土邦的兵，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各地节度使乱战，必有“石敬瑭”之辈，想借“契丹”之兵。
若能取之，视之如外，能守则征赋税、不能守则退诸南洋，无有前朝扬、奴乱之虞，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
如果一切顺利，三五年内，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
皇帝心想，只要有钱，这淮河，怎么也治的了吧？就算治十年，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也大值得。
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
黄淮地区，出不了朱元璋了，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
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中央竟毫不知情，烂到这种程度，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
但是，黄淮糜烂，为王前驱，引出的问题却多。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
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南北之分。
这里阻隔南北，又关乎运河。到时候，或南方督抚日强、若别处再有起义，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怕是要出大事。
黄淮，恰在南北中间，加上运河，若以人论，恰似一人之腰。
手疼医手、脚疼医脚，可要是腰有病，核心力量废掉，全身都使不上劲儿。
自宋以降，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以前千斤的力气，现在病恹恹的，腰都没劲，哪还有力气？
问题在哪？
江苏节度使看来，问题就在漕运上。
如果天下太平，这还好。
一旦天下有事，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
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
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
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
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
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
漕运糜烂，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
当然，江苏节度使不能用“起义”二字，用的是叛乱、民变、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
到时候，外患引发内忧、内忧引发内乱，纵然黄淮地处中原，朝廷可以全力镇压，最多只能为王前驱，成不得事。
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一旦是个孱弱之主，天下就要大乱。
皇帝对此是认同的，其实心里也明白，大明大顺两朝，对黄淮百姓，确实是“狠”了点。
为了保漕运，一旦有水灾，朝廷虽不明示，可实际上是默许“保北不保南、北堵南疏”的政策的——说的就是安徽，以至于自明以后，提起安徽，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要饭花子。
十年倒有九年荒，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
过了黄河，运河紧贴着黄河。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运河就走不了船了。
几十年前，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使团成员彼得·冯·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
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而不得不用平底船，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
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
所以，“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就是朝廷的政策。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
洪泽湖越来越高，淮河上游，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水往下流不动，怎么能不发大水？怎么能不十年九荒？
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黄河从北边出事，浊水冲入运河，就黄河的含沙量，运河还能通行吗？
自明朝起，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
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灌田者，不得与转漕争利。
旱天缺水的时候，运河不放水，不准浇灌土地。
雨天发水的时候，运河排水，大量的水入沟渠、淹农田。
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素质”显然不高，不懂之乎者也，自然直接骂娘。
当地士绅有文化，“素质”略高，懂之乎者也，遂言：国家大计在转输、转输资漕渠、漕渠资河坝。然，民之富藏于田、田之利藏于水。无水灌禾则民贫，民贫何以给转输？
不用黄河的水，就得和农田争水。
可用了黄河的水，最多二十年，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就全得淤死。
所谓默认，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
但官员干的时候，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
当皇帝嘛，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
但之前默认，是为了保漕运。
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
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
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束手束脚”问题，甚至根治淮河，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
将来就算大乱，手里捏住海军，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浙江、福建、广东。
别处再怎么折腾，只要把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地、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别处便有叛乱，平定便是早晚的事。
因为外患暂时看来，问题不大。
内患的话，捏着这几个地方，海军控制住福建、广东、浙江、苏南。剩下的那些省份，还有啥力量呢？
四川不提，基本稳定，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这地方才能乱。
除去四川，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
若真能花银两，解决黄淮区的祸患，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安徽，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但也值得。
唯独不知，这些水利官员，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根治黄河是别想了，皇帝便是再有雄心，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
拿出方案，也不知多少钱，能够呢？
…………
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便收回了目光。
心道我是没那本事。
后世黄河改道之后，治理淮河，尚且花尽心思。
要说现在，黄河还在夺淮入海，就想彻底治好黄淮？那得多大的本事？
便是后世，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怕也不好治。
反正要治，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黄河决口走山东，死个几十万人，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
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只能说等个意外，等场天灾。
术业有专攻，自己根本不懂治水，拿后世的东西照抄作业都没法抄——黄河走北、黄河走南，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一样，抄作业那不是扯吗？
就现在走了海运，此时的人力和技术，要和大自然的伟力，而且还是黄河这样的自然伟力抗争，只能说是一个字：难。
便是束水冲砂、便是不考虑漕运安全了，黄淮怎么治？
洪泽湖决口走高邮扬州，几乎是必然的，照这个态势走下去。或者今年、或者明年、或者十年后、百年后，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
黄河冲开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线，也几乎是必然的，两淮地区都已经淤积出地上河了。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
思来想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朝廷手里随时捏着三五千万两白银。真要是出了黄河改道、洪泽湖溃堤之类的事，能立刻拿出钱来治理救治，也便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
好容易让皇帝找了件觉得“可以做、应该能做成、相对于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来说理论上最容易做成”的一件事，也算是个好事。就得需要有人给你弄钱不是？
关键皇帝要是就想修个大园子什么的，那才几个钱？要真就那点出息，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怕是长不大就被皇帝毙了。
最好是皇帝多找几个需要大笔钱的“爱好”，或者叫“壮志”。
只盼皇帝能把这件事定下来。这时候，可别前怕狼后怕虎，担心漕工、忧虑花费，就得下下狠心，非得有一劳永逸的幻想，或者叫志向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