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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顺1730
当然，康提王朝对此肯定是有意见的。
不过，在驻军和舰队环绕的状态下，他们的意见顶个屁。
最多也就是两边商量了一下，灰衣派不能去山区、那边的种姓派也不再干涉低地区的事。
私下里，会悄悄找英国人，又忘了赶走生姜请来辣椒的教训。
但英国人现在没工夫在锡兰费力不说，也压根不想招惹大顺。
本来大顺就和法国不清不楚的，这时候没事找事，再去招惹大顺，那真是闲的没事干了。
权哲身看到的是汉化，或者说是某种程度上狭义的汉化。
这种狭义的汉化的根源，是大顺控制区总共大约四五十万僧伽罗人，一下子塞进去大约二十万汉人。
更广义的汉化，其实是近代化、世俗化。
也就是刘钰所说的“普遍的修饰成民族的”。
世俗化，是近代化的前提；打破种姓制度，就是近代化。
狭义的汉化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育、人口、经济优势等等。
广义的汉化，是狭义汉化的基础。
因为，世界是往前走的，不是往后退的，要为将来的近代化的汉人国家打基础，而不是往后退着让一群旧统治阶级去读经书。
只要能做近代化、现代化的标杆，那么那些近代化、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东西，就是民族的。
灰衣派的宗教改革在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大顺本身是反本地统治阶级的、而这里的低种姓人口既多又掌控了经济基础。
更为现实粗暴的原因,则是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终究还需要高种姓群体,为他们提供粮食和劳动力、服役。
而对大顺来说……天朝不缺会种地且愿意种地的人。
天朝也不需要靠一群高种姓锡兰人，才能种地，天朝种地的水平，不知道比这些高维种姓高到哪里去了。
况且,这种地方,刘钰逆练的一些教导，让刘钰确信，彻底吞并锡兰，意味着锡兰民族主义的觉醒；而直接割裂,甚至搞灰衣派和种姓派这样的宗教冲突,才是大顺可以永久占据西南地区的基础。
甚至，他是非常乐于让世俗派和种姓派的矛盾加剧的。
因为，矛盾越加剧,正统的种姓派，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会更加“传统”，绝不会自我改革、放开种姓限制。
大顺又不想在锡兰山区种茶叶，放着好地方不要，去山区干啥？
故而，大顺的政策，就是将为数不多的高种姓村社,保持原样；而大量的土地,则分给了低种姓人群，并且打散他们的种姓,取消他们的世代职业限制。
唯一还有职业限制的,就是他们不许服兵役，也不需要服兵役。而是转为缴纳土地税,代替服兵役。
大顺不需要土兵,因为不缺人。
所以,从政治、政权的角度来看,锡兰的西南地区，实际上汉化的已经非常成功。
府兵服兵役,国家给予土地，府兵有服兵役的义务。
被打散的、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种姓限制的小农,缴纳赋税。
大量的工商业从业者，以雇工而非劳役的形式，充斥着种植园、采珠船。
村子编户籍，设里长、粮长。
除国有土地外，授予的土地，由各家赎买，赎买之后获得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交易、允许兼并。
都督府每年会征发农业人口，进行水利建设,但会错开农忙时节——因为土地比较充裕，农村并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所以征收募役钱，雇人劳作，反而是不合适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的。
低地地区，普遍使用大顺纸币。
城市学堂，全部以汉语教学。
推行的第一部法令,是禁止同姓血亲婚，和跨种姓婚姻合法。
出家人实行严格的度牒制度，不经礼政府下属机构审核，一律不准出家。僧团领袖不经都护府上报礼政府批准，一律不得传承。
终究，这里是大顺的锡兰都督府辖地，是锡兰军阵。
而不是大顺印度公司，或者大顺锡兰公司。
大顺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占据经济优势。
但是，他们依旧没有与其小范围经济优势相对应的政治优势。
所以大顺的商业资本，不得不服从于大顺官僚集团的意志，以“消化”锡兰西南部作为前进基地为主，而不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为主。
这二者的区别，在于如果选择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那么,维持种姓制度、维持种姓劳役、引入泰米尔人作为奴隶，才是利润最大化的优先选择。
甚至，往锡兰运汉人，根本就是违背商业资本利益的。
然而，以刘钰为首的一部分官僚集团的意志，并非如此。
而且，显然，大顺的商业资产阶级，想要获得统治地位、成为统治阶级，还早呢。
这就是“大顺锡兰军镇都督府”和“大顺锡兰特许贸易公司”的区别。
刘钰对荷兰人在南洋折腾了百余年，折腾的荷兰人口少得可怜、多么好的南洋市场的底子竟然弄得本国手工业崩溃的印象，相当深刻。
他可不想大顺重走覆辙。
这种部分有长远眼光的官僚集团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说路线上的区别，其实也是导致赵立本听到弟弟在宝石矿干活后忧心忡忡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在赵立本于黄龙府黑金矿暴动之后，他在县城等大赦天下的时候，是有官方的人在那里招过挖金工的。
是确确实实有官方背书的。
只是赵立本被坑了一次后，对这种事，再也不信了，哪怕那招工条件写的天花烂坠。
他以为，肯定还和上次一样，那自己要是去了，可真就才出狼穴、又如虎坑。
所以这一次听到弟弟居然为了赚钱，跑到宝石矿上干活，心里顿时就一咯噔。
然而，其实不管是他弟弟，还是他从黄龙府黑金矿逃出来后的那次招工，真的不一样。
朝廷，或者说一个成熟的大一统国家的政权，做事的时候，并不是只考虑单纯的金钱利益的。
或者说，有时候是不会只考虑短期利益的，这一点就和商业资本很不同。
比如他上一次听到的招工信息，那就是朝廷出于边防需求、移民实边的国家政权的需求搞的。
一共两个前置条件。
海参崴地区，利用虾夷的赤毛稻，种出来了可以适应东北气候的水稻。
黑龙江流域，在后世的漠河、黑河、抚远等地区，都发现了相当不错的金矿。
还有三个现实逼迫下的条件。
无定河，也就是后世的永定河，整天发水。这是京城的河，这里发水，事就麻烦了，而且人口日多，土地日减。京城周边是最怕出事的。
朝鲜国和大顺边境，日益增加的朝鲜国逃亡百姓问题。
对北方问题刻在基因里的不安，希望加大实边力度。
这两个前置条件，加这三个现实逼迫，使得刘钰借机向皇帝上疏，提出了实边计划。
顺便解决无定河问题、朝鲜国边境移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以漠河、黑河、抚远地区的金矿为饵，鼓励资本开发，从而移民。
鉴于资本的操行，必须官督商办，用类似当年组建东洋贸易公司时候附加义务的方式，进行移民。
大体政策就是，朝廷选拔优秀的官员，去督办此事。
从栖霞等地，招募优秀的工头。
资本出资，招募人口。
工头带人，按照每个工组，黄金三七分成，即挖金子的工组拿三成，剩下七成作为公司所有。
扣除吃喝拉撒后，再从净利润中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十进内帑，百分之十五用于招募人口，就地开垦，以金矿需求为中心，促进农业发展，增加移民数量。
争取在十年之内，于漠河以南、黑河、抚远等地，围绕着金矿区，弄出七八个人口数万的县，保持黑龙江流域的绝对控制权。
其中，一部分从关东招募。
剩下的，绝大多数从无定河周边招募，从而缓解京城地区的压力——这个压力，指的是水灾之后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这才是皇帝比较重视的问题。
同时还顺便解决两个问题。
在招募农民的时候，在朝鲜国边境，强制招募越境的朝鲜人村社，将他们打散后迁徙到金矿区。
而每迁走一批人，则用无定河地区的汉人百姓，补充到朝鲜国边境地区的村社，直接接管村社的房屋和已经开垦出来的稻田。
朝鲜人在金矿区拆散后，和迁徙过去的汉人杂居，同时也借助他们种植水稻的技术。
同时，鉴于川南盐井区的煤矿开采尝试，在西山煤矿、京畿周边，采取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
一方面，保证京城用煤，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煤价暴增如米的状态，维系京城之稳定。京城不能乱。
另一方面，减少薪柴消耗，减少无定河河水的泥沙。
当时，赵立本从黑金矿逃出来后，遇到的那次招工，就是这样的背景。
但他在黑金矿的惨痛记忆，让他不能理解抽象的资本逐利的罪恶，而是具象为对金矿银矿宝石矿的深深恐惧。
然而，朝廷并不是一个商业公司，更不是什么李家大顺公司，这里面终究还有一个统治需求、长远准备。他虽然想这么干，把天下干成李家大顺公司，奈何他祖宗的故事告诉他，把天下开成专门养自己家人的“公司”，不可能长久。
故而，实际上，锡兰的宝石矿，也不是如赵立本想象的那么残酷。至少没他当初在黑金矿那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