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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荷兰人做中介当二道贩子赚了一笔之后的价格，不得不说，大顺船上的茶叶价格是相当实惠的。
只论茶叶的话，也看得出来，大顺这边的商人比东印度公司厚道多了。
东印度公司其实拿不到啥好茶叶。
说句不好听的，大顺这边的国情，国家扶植的西洋贸易公司也是做茶叶贸易出口的，真正的好的、或者性价比高的茶叶，能让英国拿到？
武夷茶品质当然不错，但相对于大顺那五花八门的茶叶家族来说，终究还是品类太少。
而大顺这边，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在积极地改进茶叶的滋味。毕竟大顺这边此时拥有绝对垄断地位的茶叶制作技术——总不能说搓茶叶不算是科技。
针对欧洲人的奇葩口味，里面有些加了一些肉桂粉、有些则是发酵出桂圆味、或者是增加了一些伴随航海发展而普及的柠檬之类的调香。
大顺这边比较高端的是绿茶一族，欧洲这边更喜欢一些发酵茶，这是两边审美风格的差异。
除了这些特殊加工的茶叶外，这一次商船还带来的科技革命的产物，大顺第一种蒸汽机参与制造的加工茶。
这种茶都被切碎成了茶叶沫子，和历史上那些后期八旗废物们喝的“高沫儿”不一样，这玩意儿就是一种“低沫儿”。
品质低，反正茶叶都切碎成粉了，至于用的多大的叶子，那就天知道了。
不怕运输损耗，都已经是茶叶沫子了，封包之后，运个几万里到欧洲美洲，也不用担心压碎。
量大、口味重，因为里面可以掺杂一些奇怪的香料沫、或者水果干、果皮调香之类的东西。
价格当然也低。
这主要是之前英国的狗屎政策，以及荷兰当二道贩子赚差价赚的，一斤最普通的武夷茶在北美能卖大约七八钱银子。
虽说这边赚得多，地也多，基本不愁吃，但要说买一斤茶叶就得小一两银子，那也不是谁都能喝得起的。
大顺下南洋之后，其贸易思路就与荷兰不同。荷兰是为了垄断，宁可砍树，也不提升产量；大顺走的方向，则是薄利多销，因为大顺的原始积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是要创造更多的产业，容纳更多的人脱离租佃种粮体系。
这种蒸汽机运用后的茶叶沫子，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出现的，价格低到了可以确保彻底把咖啡打死的程度。
而高端一些的，又不是没有，也不会被有钱人归结于低端消费。真想买，别说七八钱一斤，就是七八十两银子一斤的茶叶，也不是没有。
有着官方身份的大顺这边的随船贸易大使，在请汉考克等一众北美商人品茶之后，又赠送了他们一些大顺这边也算是比较不错的绸缎，便试着传达了一下上面交代给他的真正任务。
在唆使北美的商人集团来这边集会之前，贸易大使还是按部就班地讲了一下刘钰之前一直在欧洲嚎的那套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
现在，走私在北美甚至苏格兰英格兰，都是被道德认可的“无受害者犯罪”。
那么，距离更近一步，把低关税贸易赋予一种神圣性的解释，那就很简单了。
也就是说，在道德层面，之前是“灰色的”，至少内心还是有些嘀咕的；而现在，是要把“灰色的”，涂抹上一层圣光，变成神圣的。
这就是辩经的意义所在。
经书不换，一些行为，自己心里也嘀咕，这么做对不对啊？
换了经书，同样的行为，自己便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我做的是对的、妨碍我的人阻碍我的人是坏的。
三十年战争和宗教改革，只是解决了天主教礼法的一部分桎梏，为发财光荣打下了基础。
而新的贸易理论，则是为他们现在要做的这种事，找到合法性依据。
否则的话，像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书这边没辩明白，一直到1834年之前，美国这边都是刻意淡化和避开倾茶事件的，甚至没有“波士顿倾茶”这个专有名词。因为这涉及到毁坏他人财产、私有财产是否神圣的一些东西。
直到经书圆满之后，才开始大肆宣扬。与之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五月花神话。
至于现在，从此时的朴素道德层面上说，大顺和英国正开战的。
这类似于大明末年，明朝商人跑到辽东去给后金卖粮食。总归在朴素道德上，还是需要一点经书来解除心理障碍的。
虽然说，这些人既然来了，来都来了，就没必要既当又立了。但若能立起来，总是好的。
贸易大使切入的角度，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为切入点的，顺带着批判了一下英国这边的贸易政策。
他们学的那一套，都是冷冰冰的东西。而他们嘴里说的这一套，都是充满了人味儿的道理。
虽然他们学的东西，批判点说英国的贸易政策，是把原始积累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来批判的。目的自然是给他们灌输，原始积累之后要塑造工业资本家的概念。
但从他的嘴里转述出来、说给汉考克等北美商人的时候，则是温情脉脉。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贵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无疑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哲学所衍生出的观点。”
“贵国政府关注的点，是征收了多少税、赚了多少钱为目的的。”
“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一直到法国的科尔贝尔，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只是以国家为主体来计算的——只需要一個会计，算一算今天以国家为主体，进入我国了多少白银、又流出了多少白银。只要进入的多、流出的少，那么就是对的。”
“我们是向来反对这一点的，我们从不计算进入多少、流出多少。因为，天朝这边，以民为本，是一种一百姓、民众为主体的哲学……”
“比如商品，我们更关注，我们所研究的‘主体’，能否喝到足够的茶叶？能否吃到足够的盐？能否穿上御寒的棉布？”
“这个哲学的‘主体’的区别，就是现在中英两国贸易上分歧的根源……”
他是满嘴胡扯，侃侃而谈，却说的汉考克等人连连点头。
大顺不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大顺根本就没有“逆差”的机会。
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明朝开始，中国这边就完全丧失了出现“逆差”这个概念的环境。
而伴随着贸易的扩大，大顺这边有了顺差、逆差的概念。问题在于，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逆差的贸易体系中，去关注进入了多少白银、流出了多少白银，这压根就是无意义的。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大顺的关税很低，只对鸦片之类的货物严禁进口；因为宗教问题对宗教物品严加管制。
其余的，压根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税保护的具体政策：英国的呢绒卖不进大顺，不是因为大顺加了关税，而是因为卖不出去。
贸易大使心里明镜一般，他很确信，要是欧洲的布有一天比大顺的布便宜了，他绝对支持扩军开战，切断贸易。
但正所谓，同样的谎言，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听众听来，完全不同。
这番话，要是法国人说的，汉考克等人肯定得在心里臭骂，扯犊子。
但由大顺这边的人说出来，那就换了一种风味，听起来好有道理。
就像是此时欧洲经济学家正在进行的那个争论一般：利息降低，是经济发展的因？还是经济发展的果？
而大顺现在所能跟进的类似迷魂阵，便是：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因？还是产业优势的果？
贸易大使心里有自己的答案。
因为大顺的海关，这几年正忙着给对日出口的生丝增加高额关税，今年的新政策是日后严禁孟加拉的生丝进入日本。
但是，大顺鼓励丝绸、成衣、制成品等，大量进入日本。
至于这是不是自由贸易，贸易大使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如今说出来，自然就是借助此时欧洲的中国热，把果，说成因。
这也是大顺新学一派的精英们，一直试图在构建的一种东西。
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很能总结归纳出来他们要构建的东西到底是啥。
但以后世的话语体系，其实就是：把一些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出现的新生产关系、新道德、新贸易理论，这种普遍的东西、由经济基础改变而必然跟着改变的与之前不同的上层建筑，塑造成民族特有的，并绑定上民族的记号。
把一个工业先发之后，必然要喊的“自由贸易”，变成“民族传统”的东西，对外宣传。
并把“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果”，扭曲成“自由贸易是产业优势的因”。
现在来看，这是卓有成效的。
伴随着启蒙运动“借东讽西”的春风，早在刘钰造访阿姆斯特丹煽动政变的时候，就一直在扭曲这个问题。
回避了物价革命的白银通胀传导、回避了人多地少下的人力成本、回避了两千年积累的手工业优势、回避了汉朝就完成了英国农业革命水准的农业革命和熔炉铁等关键技术等等、等等。
开口就是因为大顺的体系是自由贸易体系，所以大顺的产业发达，能往欧洲卖扇子、茶叶、瓷器、丝绸、棉布等等、等等。
这一套话术，贸易大使听的多了，更是直接张口就来。
当然，这是在大顺的战略是要瓜分北美的大背景下的。
否则，如果是为了把英国拆碎，那么这一套话术直接就是由【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衍生出来的：英国把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国教徒大商人看成腹心手足，却把你们北美看成是土芥。
并且很容易就可以从《航海条例》和之前的北美铸币问题上，直接把这个问题引开。
只不过，显然，贸易大使现在执行的战略，是要搞妥协拉拢，而不是引爆矛盾，话锋稍稍一转，就把这个问题轻罪化了。
往重了说，茶税法和糖税法，就是保东印度公司不保十三州、保西印度种植园不保新英格兰酿酒商。
往轻了说，就是英国的“贸易哲学”传统导致的贸易政策犯了点错误。天朝这边派了点军舰，来和你们的国王讲讲道理，很快就能说通了，他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犯错了。犯了就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