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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不是说，大顺的问题，只需要解决了“物流成本”之后，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条件”？
也不是这么说。
而是说，社会意识，源于社会存在。
没有人，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
正如亚当·斯密，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国富论》。
而魁奈等人，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劳骗局，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自然秩序学说】。
反过来看大顺。
文明的早熟，让大顺经历过太多。
中央放弃铸币权，地方豪强自行铸币？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
经历过，汉代就经历过，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由商人开发？
经历过，并且在明末，精英阶层集体反对，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
放弃抑兼并政策？
这个更不用提。
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
蒙元时候也经历了，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封闭了黄河漕运，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也不是没经历过。
在这种情况下，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可笑的。
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或者说，大顺有《商品列举法》、有《列举补贴法》吗？大顺的朝廷，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
全没有。
甚至于，大顺的关税，除了“征税”这个作用外，压根不存在任何的“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
一丁点都没有。
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
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这是大背景。
而具体到小环境，那就是废漕改海，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怎么可能不把问题，往“物流成本”上想？
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
是。
那么，物流成本，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那为什么实学派里，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在盯着这个问题？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穷的去不起、资本不肯去”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没有学问，是一蹴而就的。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不也只是提出了“绝对优势”，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相对优势”？
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也是一样的。
残缺的。
片面的。
需要补完的。
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继续发展、补完之前，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
自由贸易的思潮，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关税保护、重商主义、国内政策性保护等。
所以，可以这么说，自由贸易理论，在大顺，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
除非有一天，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搞出来关税保护了、搞出来产业扶植了。
否则，这东西，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
反过来，也一样。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在1760年，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
并没有。
相反，他的学说，虽是显学，但官方根本不用。
而同样的。
大顺搞得是他妈的自由贸易吗？刘玉整天喊，但他自己也汗颜，其实压根不是。
但是，自由贸易学说，却可以迅速在大顺传播，并且被官方所不排斥。
为何？
因为，基于国与国贸易搞出来的自由贸易学说，大顺官方压根不觉得有任何害处，自是任其传播。因为大顺是个纯粹的贸易顺差国。
任何有影响力的学说，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贸易学说。
对法国的国家管控和工业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农学派。
同样的。
对大顺吊毛不管的经济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顺的精英阶层，开始了对《管子》、《盐铁》、《周礼新义》的追捧。
这群人对大顺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这，与支离破碎的、保护主义盛行的、各国竞争激烈、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欧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对现实的批判。
只不过，欧洲的现实，和大顺的现实，不是一个现实而已。
千百万勤劳的劳动人民、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使得大顺在“经济学”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因为没有产业被他国冲击的现实，所以，大顺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
又因为这个不存在产生重商主义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义而诞生的自由贸易的土壤。
比如说《管子》里讲了许多的经济战的套路。
问题是，从汉开始，这个帝国，和谁打经济战？
谁有资格，和这个帝国里世界最强的小农经济副业和手工业打经济战？
是朝鲜纸，逼到了宣城造纸业雇工起义了？
还是日本烧，逼到景德镇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丝，影响到湖丝价格了？
印度棉布，威胁到松苏布了？
荷兰的陶器，威胁到宜兴紫砂了？
对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搞保护主义，这是脑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绸缪。
对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义，狂加批判，要自由贸易，这和疯子呓语没啥区别。
重【商】主义的“商”，和重农轻【商】的“商”，压根不是一个商。
你不能说：
英国搞垄断权，搞东印度公司独家专营权，发现走私贩子直接击杀，私自过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货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义】。
大明也搞垄断权，永乐官方垄断下南洋的香料贸易，走私一经发现就抓、海盗逃到南洋也要抓，不准私人去搞香料贸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农轻商】。
所以，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当大顺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卖货的商业霸权握在了自己手里，拥有了这个社会存在后。
大顺的这些人，转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现在应该多用点管控手段”，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顺不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和法国争霸上、打压荷兰的运输业上、保护本国的纺织业上。
大顺也不是法国，精英阶层的视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对本土葡萄酒的冲击上、要放在荷兰走私品对本国产业的破坏上、要放在东方商品对本国手工业的冲击上。
大顺是大顺。
所以，最终，还是要绕回到“地主和农民”的问题。
商业也好、工业也罢。
李欗也好、皇帝也罢。
保守派也好、激进派也罢。
最终的思索，最后还是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问题为核心。
皇帝的“王谢燕、百姓家”，是如此，皇帝以为，有了肥料，兼并可抑。
激进派的千万大移民计划，是如此，激进派认为，北美和澳洲的几十亿亩土地，完全可以解决国内的矛盾。
实学派的工商业发展，是如此，他们在刘玉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概念下，把工商业，视作一种“对粮食的再分配手段”，最终让那些失地农民以工商业谋生。
不是他们是傻哔。
相反，因为他们不是傻哔——就他妈现在的贸易情况，大顺谁的脑袋长锈了，去考虑产业保护？啥玩意需要保护？
唯一的白银外流途径，是东虏三宝，而人参实际上自己就能种，只是为了援法和搞扶桑移民经济循环，自己不种而已。
法属加拿大，只是取代了朝鲜国在天下体系内的贸易地位，因为朝鲜国之前就是养鹿种人参卖皮的。
最终到李欗这，李欗把问题，归结为“物流成本”、“基建欠缺”、“运输问题”。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不还是大迁民吗？不还是解决九州内严峻的人地矛盾问题吗？
只不过，他继承的，是刘玉“让资本有利可图、每个失地农民都能压榨出几倍迁徙成本的剩余价值”的思路。
他又找不到金山、银山——那是刘玉之前做的事，他没本事在二三十年内，把横渡太平洋的运输成本降到极低的程度，于是他让资本去挖金山银山，在运输成本不降的情况下，使得每个迁徙者都能榨出来几倍于船票的剩余价值。
李欗找不到新的金山、银山。
那么，就只能把思路定在“降低迁徙成本、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上呗。
说到底，内核还是“人地矛盾”，这个最后王朝必须第一优先考虑的问题。
因为大顺的人口已经暴增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这就使得这个问题抽象之后，成为“哪怕均田，人均也不过三五亩地”的问题。
于是，地主和佃户的问题，在大顺王朝面前，让位于“人均粮食即将不足”的问题。
前提是，大顺打赢了一战，拿下了南洋，在阿拉巴契亚山划了线。大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真有几十亿亩可开垦的土地。
不是一亿亩，不是十亿亩，而是真的有几十亿亩。
当“人均粮食即将不足”的问题，成为大顺王朝统治阶层认为的第一矛盾后，动一动地主，或者说李欗琢磨着刮点地主的肉把基建和工业搞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老马所言：【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
李欗在豪赌，自己若是赌赢了，将来可以连本带利，把“强征地主”的这些本金，将来连本带利还回去。
你今天出钱建重工，我许诺二十年后，还你十倍、百倍的、有价值的、拥有搞租佃制或者农场雇工制条件的土地。我要用你的钱，来创造这个“条件”，让那些土地拥有搞租佃制或者农场雇工制、且能压榨剩余价值的条件。
此时一文钱不值的一块在尹犁河谷的土地，只需要一条可以把棉花粮食运出来的铁路，那块地将可具备压榨剩余价值的条件。
因为，【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李欗，其实也是在逆练老马的学问。
他要解决的，就是【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的流通问题。
生产……暂时不是主要问题。随便抓几个失地的大顺农民，去扶桑、南洋种地，都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种的肯定比此时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人强。
这边的农民，其实已经把化肥时代之前的所有科技点，都点完了。
垄作、轮作、套种、起烟防霜、豆麦同种……甚至连盐碱地的“复草防反盐”这种特殊地形的科技，也早在明末就点出来了。
正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效率，当初荷兰人才会中刘玉的木马计，要把爪哇的华人往锡兰运，而不是继续抓泰米尔人去种大米修水渠。这些劳动者，才是当初锡兰木马计的基石，刘玉的武力恐吓只是辅助促成了这件事。
而现在，李欗要解决的思路，是这么好的劳动力，得想办法创造出能榨出来剩余价值的【条件】。
这，也即是圣西门主义的精髓：在认可私有制的条件下，引诱资本，投向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