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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局面。
尤其是护着刘玉的棺材从大西洋回来的这些人将所见所闻带回本土之后，局面已经相当不好看了。
不能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吧。
只能说，大顺这个纯靠刘玉缝缝补补弄出来个缝合怪，现在缝合的各个部分都有了自己的意识，急需确定谁成为本体把其余的肉身吞噬掉。
当初缝合的时候，倒是能凑合着用。
然而缝合了这么久，已经实在是到了再也绷不住的程度了。
仍旧以天津为例，哪怕说天津已经算是先发地区，而且工商业也已经相当发达了。
但围绕着天津这一个小地方，之前二三十年，发生的争吵，就不下几十次。
而且可以这么说，每一次，都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甚至也让李欗的统治，越来越难以为继。
仅仅是这一个地方。
比如说，棉纺织业。
随着李欗上台，铁路修建，都城仍在京城，铁路也开始向北延伸。
当初刘玉那时候，实学派力量还小，内部还有旧势力这么一个被刘玉刻意抽象化、营造出了敌对势力——或者说，歪经三连中，圣西门精英主义中定义的第二阶层：应该让位给更符合时代的人却不让位的那群人。
故而，在这种被他塑造出来的抽象化的敌人面前，总体上实学派内部还算是团结的。
加上他当时也确实能镇得住场子，不只是靠扯澹，主要还是对外扩张、扶桑移民这几件事上，也算是威望镇住的。
等着他跑路、之后乱、李欗上台，实学派一下子四分五裂。
本身，歪经三本。外加百家复兴，各自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我注诸子。
而李欗上台后，又肯定需要笼络一些人，稳定住京城局面等等。
伴随着铁路修通，向蒙古和东北地区延伸，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原本，是松苏的纺织业，提供东北所需的棉布，以及蒙古地区所需的交易品。
而对罗刹和蒙古贸易中的大头，茶叶，也是松苏那边控制着。
现在，从京城到汉口的阶段铁路建成、还有前太子在湖北折腾出米禁的改革底子。
而天津周边的煤铁等机械制造业、以及距离市场更近的优势。
以及，李欗上台过程中，一些从龙新贵，这批人可不在松苏，可是住京城的。
于是，那就说了。
既是如此，天津为啥不发展纺织业？为啥还要用福建的茶叶？为啥不直接用湖北的茶叶往蒙古和罗刹走铁路运销？
或者说，以黄河为界，北边的利益，凭啥要让南边那群人占着？
本身李欗上台的过程就不那么传统，既有松苏资本的支持，也有京畿实学军功贵族的支持，自然也有京畿资本集团的支持。
闹腾起来后，只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从别处找补呗。
锤日本、打印度，找补之后，天津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但这个发展，是完全依靠爪哇和印度棉发展起来的。
李欗固然和稀泥，但对于维系一个内部联系密切的贸易的概念，理解的还是到位的。
这是南北之间的争端。
很快，又有别的争端，越来越乱。
一统派认为，废弃漕运之后，京城和江南的联系，只靠海运，固然说海军基地都在渤海，但终究不稳妥。
伴随着黄河夺清河工程的基本完工，朝廷应该修一条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
一来，万一海上有什么事，那也方便调兵。
手里有兵，且随时能去，才能做到维系统治。不然的话，说什么都白扯。再说了，陛下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依靠海军切断经济中心和京城的联系，您心里有数吧？
二来嘛，废漕运的地区，以及黄河改道之后遗留的问题，着实有点多。
今儿起义、明儿反叛、后儿无生老母的，这也不太行。
是以说，修一条和京汉并行的、贴近原本运河河道的铁路，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修铁路，得花钱。
而这钱，钱袋子们则根本反对出。
理由肯定是五花八门。
经济账，和政治账，肯定不是一回事。
而这里面，又牵扯多了去的利益。
比如说，搞海运的利益：你修了铁路，海运岂不是受影响？
但是，基本上，反对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自己利益受损，而是一定要反着说。
当然，反着说也肯定对。
那就是，从废漕运到现在，一直走海运。漕运已废，海运兴起几十年了，如今又有火轮船相助，这从京城到金陵的铁路，就算修通了，那不是毫无经济利益？几十才能收回成本？
若举债，给息几何？
若不举债，这是条经济上算起来肯定相对来说不合算的铁路。
既是用国库之银，那这些钱，修东西向的铁路不好吗？或者修从西京到开封的铁路不好吗？
哪怕说，不修铁路，用来迁民至扶桑，解几十万百姓之饥馑不好吗？
这只是海运集团一方面的阻挠，实际上，长江航运、京汉运输茶叶的、对于朝廷心怀不安的江南资本等等，反对的声音多了去了。
除了这些出于利益反对的。
李欗上台的另一大助力，是一群实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者叫理性主义派。他们是真准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这一部分人的力量，还相当不小。
他们觉得，之前往松辽、蒙古、西北地区修铁路，这都能理解。
为了方便迁民嘛，这是符合他们对未来的设想的。
好，现在这些事办完了，朝廷财政好容易缓过来了，有钱了，为啥要修这条路？
不是说，不该修。
而是说，事有轻重缓急。
现在，修一条穿过河西走廊到西域的铁路，难道不应该排在修这条路的前面吗？
若是修好了这条路，是不是可以方便迁民？
海军现在又没废，而且都顶到好望角了，现在修天津到金陵的铁路，完全可以往后排一排。
要办的事，多了去了。
况且说，这条路，完全可以商办嘛。
朝廷的钱，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然而商业那边立刻就给出反馈：商办，没人出钱。
这条路，不比往松辽分水岭修，既可以用土地增值来给钱、又可以扩大贸易，大为有利可图。
现在海运既兴不说，本身西边就有京汉路了，东边海运完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沿途也没听说有什么不得了的价值。
年息几何啊？
到时候，收费低了，年息给不起。
收费高了，那不是都跑去海运去了，更没货走？
总之，要修，朝廷修，商贾不愿意出钱募资。除非，朝廷再卖点国有土地做补偿。
或者说，要募资修，也行。不卖国有的土地补偿，可以，加个附加条件：
和当初修往松辽以北的铁路一样，那时候既是加了附加条件的，参股者可以优先低价买黑龙江的国有的土地开大豆种植园、并且朝廷保证扩大大豆的市场、击败印度制糖业、扩大日本对大豆肥的需求等等。
那么，现在也一样可以加个附加条件啊。
比如说，修了从天津到金陵的铁路，那么朝廷就放开钞关限制，允许商人募股修东西向的铁路。
东西向的铁路，也即从先发地区通往内地市场的铁路。只要朝廷放开，商人是愿意出资的。
而这个想法一出，激进派则认为，既然是这样，那不如说，把在苏、鲁的激进政策，用在内地。
强制赎买地主士绅的土地，强制作为工业投资，修东西向的铁路。
这样，一举三得。
一来，集中资源，改革亩税，征收赋税，为千百年计，狂造船，征税补贴，把人送往扶桑垦殖。
二来，一旦内地有灾，则可通过东西向的铁路，迅速运输粮食，从而保证赈灾的效率。
三来，也直接把大顺现在这种缝合怪的状态解决了。直接上这种强硬手段，逼着地主把钱强制作为工业债券，顺带也把科举制改了，复上古学校制。
也即是说，仅仅围绕着天津这一座城市，很多政策都是乱七八糟、七嘴八舌，办起来极为困难。
这倒不是说李欗就一事无成。
实际上，上台之初，他和刘玉说的那几件事，他还真办成了。但办成之后，他就发现，寸步难行了。
牵一发、动全身。
正如刘玉之前说过的，不怕折腾，就怕不折腾。
只要折腾，必要出问题。
李欗不是对小农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皇帝，他是对大资本、军功贵族、底层军官、长役士兵、海军、以及一部分实学派和复古儒学派的“读书人”有承诺，而被推上去的。
在他上去后，强行催动了大顺的工业发展，却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等着前面一通勐跑，稳固了地位后，却发现，后面是一步也迈不动了——除了对外扩张。
但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代，对外扩张大顺已经到极限了。
比如说，北美的土地，很多地方空着，大顺不缺土地，也不缺人，而是缺人跑到土地上的过程。
比如说，日本。就这样了，还能咋样？都已经六公四民了，还能有多大的市场？
比如说，印度。农业税倒是收了。问题是，印度也需要军队、海军、行政开支。算上这些支出，真正结余也剩不下多少。
于是陷入了死循环。
不考虑内地问题，想扩大外部市场？
要么，学英国殖民模式，一颗铁钉也不能在扶桑生产。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根本不会移民，全得大顺自己掏钱，没钱。
可，移民优先，资本唱主角，那扶桑那边就围绕着美洲自己搞贸易圈。借助刘玉留下的奇葩的殖民土地法，强行固定出了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关系，既不缺资源，也不缺劳力，那大顺这边就吊毛卖不出去，等于没扩大外部市场。
同样的。
既想在印度劫夺廉价的原材料、又想让印度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内部人口伴随着天花防治、黄河修缮、京汉铁路运粮等等问题，蹭蹭地涨，回过神来想要解决内部问题的时候，又发现无从下手。毕竟他是皇帝，还想玩制衡，只怕真把旧的科举人才都干没了，这制衡之法也用不得了，到时候这皇帝怎么当？无非不是换了群念别样经的人揉搓？
在这地主士绅那么好动的？
简单来说，就是刘玉跑路前，打完了一战。而一战之前的所有胜利成果，容易吃的，现在基本都被瓜分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