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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内州州衙，徐平听着刘沪禀报白天见到契丹援军入丰州的事情。
刘沪讲完，徐平问道：“你可曾看得清楚，来的有多少人？首领约是什么身份？”
“首领当是节度使以上，来的兵马共计两三千人，看服色是契丹王庭人马。”
徐平听了，点头道：“兵马不多，身份高贵，来的多半不是援军，而是契丹与我们理论的使节。耶律宗真带着大军驻于白水泺，想来是看出这一仗不好打，先派人来理论一番。”
丰州西南面的振武县，现在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历史上可是曾经做过鲜卑北魏的都城，唐时的单于大都护府，振武军节度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南面来的道路，基本都在振武县交汇，那里有很多古道可以通达多处要地。
本来从云州到丰州，过振武县是最便捷的道路。现在被曹克明占住了，耶律宗真才无奈走北线的白水泺，过九十九泉，沿金河到丰州。走北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宋军可以从振武县攻德州，有古道到白水泺，邀契丹大军的后路。后路被断，耶律宗真就只能带着数十万大军到大草原去了。虽然习惯游牧，带着数十万人在草原追兔子也难以接受。
耶律宗真只能带着最后一点侥幸，派使节来见徐平。能用谈判的方式，让宋军让出所占的地盘，哪怕受一点损失，对契丹也是理想的结果。
想了想，徐平唤过谭虎来，对他道：“速派人去唐龙镇，请范经略到这里议事！”
谭虎叉手应诺，转身出去。
范仲淹带兵攻下唐龙镇，斩了叛宋的来守顺，族人迁往内地，便驻扎在那里。他的数万大军寻找要地筑城，准备长期驻扎，从西北方向威胁契丹的朔州。此战过后，范仲淹要来九原、朔方一带为经略使，与契丹的谈判他应该参与。
刘沪告辞离去，徐平一个人到了庭院里，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已经是秋天了，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天上的月亮显得分外明亮。月光透过光秃秃的枝桠洒在地上，斑斑驳驳，好似在地上铺了一层寒霜。
估计最终还是要打一仗的，只是徐平不知道耶律宗真敢不敢带着全部三四十万大军到丰州。一旦败了，这三十多万大军失去战力，则徐平从西北方向，高大全统河东路兵马从代州的东南方向，同时进攻云、朔两州，局面就无法收拾。
契丹是真正的帝国，不会跟元昊的部落首领一样，做事全凭自己喜好。想来耶律宗真不敢这么冒险，可能会兵分两路，一路经德州兵逼振武县，一路到丰州出战。
如果这样，仗打起来就有讲究了，党项的十几万大军就有了用武之地。
打到这个份上，若说徐平没有直下云、朔两州，威逼幽州的冲动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坚持把战线摆在这里。
战争不只是攻城略地，不只是热血拼杀，说到底还是两个帝国实力的比拼。无非是两个国家的较量，在特定的时间，用战争这种形势表现了出来而已。攻下云、朔，固然是大功，可以涨自己的志气，但好不容易从东西两个方向撕扯开的契丹防线，又聚到了一起。
幽云十六州大大增加了契丹的实力，但契丹的根本不在幽云十六州。夺下云、朔两州对契丹不是致命的损失，对峙的战线缩短得到的好处，足以弥补这几州失去的损失。
看着天上的明月，徐平叹了口气。到了自己现在的地位，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过程，而是结果。重要的不是去怎么打仗，而是要知道从哪里停止。不懂见好就收，把战线越拉越长，最终会让后面无数的矛盾集中爆发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契丹派使节来谈什么？耍嘴皮子当然不是目的，而是要各自摸清对方的底线，后面的战事要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都不能一下灭掉对方，只能这样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三日之后，耶宗真和刘六符得到了徐平的答复，双方在云内州和丰州的中间青冢会面。
秋风已起，草木枯萎，远远看去前面一个巨大土堆，上面似还有青色。
范仲淹驻马，看着远方的青冢，吟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余前宣帝南征北讨之后，还要赖此一女子抚绥蛮夷，统军之人至此，岂能无愧色？”
徐平道：“对于蛮夷或征或抚，本无一定之规，择合用者为之。只是朝廷大政，以一弱女子一身当之，有些令人不齿罢了。统兵之人有愧，居庙堂理朝政的人，难道就能够心安理得？朝廷大政，文武并用，文事不修，武事自然败坏。文用于内，武用于外，内为根本之基，武以别内外而已。故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杂之。”
范仲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这涉及到两人深层的治国之道的区别，不是徐平一两句话就能说服范仲淹的。这几年来，徐平对自己的整个治国理论越来越成系统化，已经开始自成一派。儒家系统内的治国理论之争，不脱《春秋》、《尚书》、《易》这几本经，其余的没有这么严重的原则争论。《春秋》讲的就是华夷之辨，内外之别，在这一方面徐平慢慢走到《春秋》这一派的儒生的道路上。一讲文武，必讲内外，成了徐平的习惯。
文明是一直在延续的，认为自己来自一千年后，就比这个年代的人有见识，那也未必见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有一个时代文明立足的根基，不是靠着后世的三言两语就可以当先知。只能扎根于这个时代，才能真正引领这个时代前进。
跟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因为两者立足的事实不同。
徐平前世是被教育汉文明是人类惟一延续数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有格外强大的融合能力。纵然一时挫折，也无需担忧，纵国灭，汉族文明不会灭。
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没有这么乐观，汉文明曾经不绝如缕的危险一直在他们心头，重兴汉家江山对他们来说是一副千钧重担。自汉亡，经过短暂的魏晋之后，永嘉南渡，五胡乱华，鲜卑北魏建立，后来的中原王朝都是与鲜卑一脉相承。包括隋唐这两朝，都脱不了跟鲜卑北魏的关系。本来以为唐朝算是重兴汉室了，结果又是五代乱世，掌控天下的依然是沙陀和粟特人占上风。现在北方的契丹，那一套制度也不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实际还是鲜卑北魏的传统。范仲淹这些人，面对这种局面，沉重可想而知。
其实何止是这个年代，契丹之后是女真，女真之后是蒙古，蒙古之后是明，明朝之后又是女真。除了中间的宋和明，其余全部是跟北魏鲜卑一脉相承，到满清朝鲜卑的传统算是到了大成之时。算一算这些朝代的传承，比宋和明这两朝还是占上风的。
在徐平前世，学历史的本来就有一种思潮，把鲜卑之后的北方民族传承连起来。从北魏之后算起，把一脉相承的隋唐加进去，而后接上辽、金、元和清，就是远比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更替更加久远的传承。认为宋朝不是统一王朝，而只是另一个南北朝，一定要把契丹和女真称为辽朝和金朝，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对天命所归采用了阴阳家的一套，即五德终始。后来刘向父子又提出一套五行相生，便出现了闰朝。本来刘向父子的原意是把短暂的秦朝视为闰朝，但在后世，统观历史的时候，后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更替观，就有人把元和清视作闰朝。但真正说起来，论传承的联绵不绝，宋和明相对于北方民族的传承更替，反而更像是闰朝。
徐平前世的历史教育是在这两种思潮的夹击下进行的，于是一方面强调汉文明的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又格外吹捧鲜卑北魏一系传承。夹于这一传承中的宋和明两个朝代，被讥讽谩骂的最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总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偏向了哪一面，便就会对历史形成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必然会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谈治国，谈理政，必须要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自然就有一个读史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会表现在政治行为之中。
与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比较起来，徐平没有一定要把鲜卑传统拉进文化体系的包袱，自然也就另成了一派。这一派其实也是后面百十年的主流，因为与契丹一直和平，对党项的战事处于上风，文化心理已经变了。徐平这几年的大胜，不过提前了这个进程，而且大增加了新成长起来的读书人的信心。
范仲淹在儒生们心中的地位比徐平高得多，但论起思想的前途，就是徐平占上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