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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自神宗登基后，成为外戚的太尉大人更加默默无闻，除了被召见，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连东宫去得少了。然而在大虞船队载着国人的致富希望和自豪之情出港后不久，讲武堂被当世战神顾尧的一份《战略论》点燃了热情。
开篇提出战略之含义——‘尚武不黩武’谓之‘战’，‘夫未战而庙算胜’谓之‘略’，再次重申‘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的论调，一扫中华传统军事思想‘工于权谋，拙于自强’的弊病，强调用实力碾压权谋。再把战略分为精神、质素、算计、地理、后勤五大要素。
‘精神’主要是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队伍的士气等，将才与士气都是历代武书的重点内容，不再赘述，唯军人的‘武德’尤胜于常人的‘勇敢’、武夫的‘战斗热情’和普通人道德层面评价的‘品德’，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服从’、‘遵纪’、‘法度’、‘团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需要任何质疑，以服从集体为要务，无论何时都不能抛弃团队，自我行动。
‘质素’包括军队的人员数量、构成、身体素质、操练熟悉程度、各兵种比例等。‘算计’指如何判断战线合理性、计策的筹划、对作战时机的把握等需要谋略之处。‘地理’要素点出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后勤’指后方一切补给手段、辎重安排、工事修葺等。具备这些要素，再配以严明军纪，制度化的操典，分解到位的战术动作，必要的器械维护规则，足以锻炼成一支战意强盛攻无不克的强军。
而战略为战术之根源，战术乃实行战略所要之手段。
战术只有攻与防之分，‘攻防互破互生’，有效的攻击产生新的防御手段，又促使新的攻击之术产生。而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可以让对方一直研究防御之术，有效压制反攻的机会和产生新的攻击手段。例如匈奴常年进攻，我方被动防御，迄今进攻的战术远不如防御手段丰富、有效。
战术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制造局部相对数量优势、以出其不意为基础。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兵力应同时使用，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越好。因此以后会战是战争的重心，由几个战斗所形成的大规模会战能有效地消灭敌军，所取的的成果最大，有效挫败敌国交战意志。
对战术最好的补充是民众武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尤其在持续时间长的战争中用处最大，以无形之力突袭摧毁敌军的基地和交通线，破坏敌人的补给生命线，可散可隐，机动灵活，其限制条件也明显，需要较大回旋余地，依托复杂地形，一次胜败不影响战局。
大虞国境辽阔，防御线极其漫长，北关依靠山脉和长城，直面整个广袤的鲜卑荒野，西北是通过狭长的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的草原荒漠，西南是天险康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不是瘴林深山，就是部落丛立，东边长长的海岸线矗立的都是富庶重城，防御目标众多，又高度分散。若一味防守，一旦开战，战场往往是本国领土，不论最后输赢，焦土残垣，对大虞来说都是损失大于收获。因此大虞一边要坚持‘不以兵争天下’，一边又要时刻准备‘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不战，则以攻迫防，战于彼土’，如此才能实现‘屈人之兵’。
可以说，在见识了福船打造出的‘天朝上国’之威后，大虞的军民普遍都有‘大国心态’，似乎对外夷可挥斥方遒，指点他国江山。顾尧此文直接告诉他们，和平时期不要忘了被打残时的惨状。看看烧得破破烂烂的昌京吧，如果不在国力强盛时做好准备，一旦开战，倒霉的还是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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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腊月，阳关和西宁城来报，叶尔羌败于匈奴和月即别之手，已被瓜分完毕，匈奴收拢了哈萨克、畏兀儿和叶尔羌的兵马，目前已经近百万骑兵，在于阗附近驻扎。
顾文恺把琉球、高丽和东瀛绕了一圈，让空也领一艘福船护送商贾和几艘小船先行回国，自己这艘带着大部分兵力停驻在苦兀岛，试图与当地土著和平相处，扎下据点，以备将来若需要进攻东瀛、高丽，能在此处放支奇兵。虽然语言不通，以酒为媒，还是能把关系打好的，现在这不已经开始学语言了么，今年就在这里过年了，顺便派人去探探附近虾夷岛，还有洋流和地形，也试试皇后妹妹说的‘极寒’是个什么滋味。高丽、东瀛的情况已由空也带回去，想来皇帝妹夫看到两国不但爱内战，也爱互相打，一定很头疼吧。
顾翃的速度并不快，因为一开始就做了在澎湖与佛郎机交手的准备，谁知佛郎机人对他们很是友好，不但主动派了通译过来接触，表示愿意共同驻扎澎湖，主官费尔南德上尉还特意提出让副官去面见新帝，商议在大虞各个港口开展正常商贸。
这种态度让顾翃和明庭都很振奋，邀请了一个熟悉岛上土著情况，会说汉语和佛郎机语的通译和副官一起上船，一起前往崇明岛。
崇明岛的佛郎机人和费上尉却不是很对付，不听其副官的劝诫，摆出防御姿态。虽然不敢贸然攻击这支庞大的舰队，也让明庭等人很不爽。
过了崇明岛直奔安南，此时的安南还在南北内战，红毛夷只是据守西贡，试图以此为据点打下马来半岛，半岛上古老的三佛齐王国正与佛郎机支持的柔佛打得厉害。这个情况让船队不敢贸然挺进马六甲，而是派出哨船和通译，前往陈朝、李部、三佛齐和柔佛打探消息。好在三佛齐和柔佛，以及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更为有力的佛郎机人都释放出善意，允许中华上国的船队稍作停留，安全通过，并愿意遣使上京。顾翃决定互赠国礼之后就继续出发，暂不开展互贸，但可先通过离崇明岛最近的合浦地区把佛郎机副官、各国使者和这边的消息送至京中，等待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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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息汇总至乾清宫时，黄桑大人正在哄不吃饭的皇后凉凉。
“乖宝，以后我一定好好休息，别气了！”
“你总这样……动不动就看一晚上，有什么不能明天再看？！”顾辞又伤心又生气，舍不得打他，就只好捶引枕。
“看着并不多嘛，再说，我总得过目一下才安心。”
“你看驿所的消息我不反对，那些酸儒投书至于浪费时间去看么？”
“舆论关乎民意，书生虽意气误国，却也最易煽动……”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这话虽然有点大逆不道，但士林总有领头人，他们一句话可能比圣旨还管用，你花时间挑个人不成么？”
“我自然不惧书生谈国是，只怕他们被利用为党争……”
太宗对‘朋党’极为厌恶，秦皇吕嫪权争、西汉吕刘权斗、东汉党锢之祸、西晋后党之争、晚唐牛李之争都是天天挂墙头的反面教材，所以即便是爱胡闹的高宗，在这方面也下过苦功。
“‘党’是不可避免的，你在‘争’上面下功夫不就好了？”
成功转移媳妇注意力的皇帝暗吁一口气，“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要避免朝中结党，才会政通人和。”
“因政见而争，与为权而争，是不同的吧？师父和耶耶在你没登基前也算**，可有引起‘争’？”
作为经历过两党竞选热潮的顾辞，完全不觉得古代能解决党争问题，最多是皇权足够强势，或平衡之术玩得好，让各党明面上争不起来。先帝不就是和得一手好稀泥，所以抱团在皇子们身边的臣属被轻易化解掉。顾尧、萧律等东宫系的中流砥柱和修宁侯等人没两样，所以若袁懿不是太子，他们俩和修宁侯也不会是一样下场。不同只在于顾尧、萧律的政见主张与先帝的心思并不悖行，也没揽权的迹象，靠实力吃饭，而修宁侯等人本身不太成器，结党即是为了争权夺利。
袁懿觉得很有道理，正想好好思考下这个问题，就见媳妇气咻咻地戳他腰肉，“我们说的是你熬夜不睡觉！你扯这么远干嘛！”
“……好啦，哥哥保证再没下次！”小丫头越来越不好骗了。袁懿心忖这引导书生舆论之事还得让专人来做为好，可惜师父年迈，不然最合适。
“还想下次？！我不管，你一晚不睡，我就一顿不吃！”
偏厅里等着父母就坐的锵锵推着双人婴儿车和两个咿呀学语的小豆丁玩得开心，大哥阿圣很忧郁，每次父皇哄的时间越长，娘亲就越爱使性子。今天看来又等不到他们了，遂自觉地吩咐宫女们传膳，照顾弟妹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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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的黄桑还是成功用海外来信把凉凉哄到书房用点心当了正餐，自己在一旁继续批阅奏折。
顾辞细细看过顾文恺、顾翀、顾翃和明庭的来信，提笔开始做笔记。
虾夷好像是北海道，苦兀是库页岛，这个地方选得不错，以后往北通过流鬼半岛（勘察加半岛）可以去往北美洲，可随时占据陆地上靺鞨人聚集的伯力和海参崴两处，南下牵制高丽和东瀛也方便。
唐时高丽的新罗以唐罗联军打败了百济和高句丽，想独霸半岛，爆发唐罗战争，成为北唐南罗的局势，因唐朝采用羁糜政策，并未扩大战果。定朝更为激进，直接将整个半岛纳入囊中，移民驻军，全面接管半岛三地，扶起高丽。然而前朝末期的封闭让中华对归附不久的地区失去控制权，让一小部分百济和新罗手拉手闹了独立。目前是北边的李氏高丽和南边的百罗联军在对峙。这个李氏高丽与安南的李族正是同祖同枝，顾翀驻军后，他们主动来联系，祈求归附。
只是高丽的‘归附’和六诏相比，很是欠缺真心，从地缘角度看，他们想自成体系实在太容易。北部地形多山，利于防守阻拦入侵，南部平原面积颇大，农业发达，提供经济支援，和中华本土一样，是个南北互肋的结构。两个地区是否会统一在一起，很大程度时要取决于彼此距离，或者说交流的成本。大虞在陆地上只能通过辽东地区的一小片前突之处与高丽半岛发生联系，这地界大虞可以轻松过去，高丽人过来也一样简单。光凭北边放点守军，很难长驻半岛，彻底整合南北。
这种难题还是交给专业人士解决吧……
唐罗联军打百济和高句丽时，与百济联手被KO的正是东瀛。以东瀛习惯，被教做人后，就会努力学习对方，所以当时的天皇搞了个‘大化改新’，效仿唐制，东瀛正式纳入中华文化圈。定朝时，趁着佛教极力扩张推广的机遇，中原对东瀛的政策是‘扶僧灭武’，接近和影响类似安昉、芈镜等近身侍奉天皇或大贵族的权僧法师，同时广泛开展互贸和互遣商民，甚至在政权更迭时暗中支持僧侣政权，使其一直保留了话语权，没有让代代必出皇后的藤原氏一枝独秀。
济朝时，平氏、源氏等武士大名崛起，全民玩起了‘下克上’，弹丸之地分出六十六国，割据势力犬牙交错，造成大名林立的武家政权与公家朝廷公卿的百年对立。因为东瀛几乎全员尚佛，禅宗和汉学文化非常繁荣，僧侣们认为贵族把持天皇，横征暴敛，也反对武家干政，认为他们崇尚暴力，杀孽深重，有违佛心。实则是因为许多大寺院本就割据一方田土，掌握了许多日需品的货源和流通渠道，还能获得信徒们的供奉，政治地位还不够高的武家势力，和执政的羸弱公卿们都不想放过他们的钱袋子，所以三方撕逼得厉害。
济朝后期，藤原继一作为架空天皇的摄政关白，为了对抗平氏、源氏以武力控制政权的举动，让天皇授命其为征夷大将军，同样通过联姻、征辟等措施，大力吸纳平、源两家之外的武士们进入摄关体系，大肆征伐，一统本州岛。这样的内乱使东瀛陷入财政困难，断绝朝贡，与中原没了来往。
藤原继一开启了将军执政的时代，一改平安时代的靠血统和身份上位，变为谁拳头大听谁的话。没看公卿之首的藤原家做的事，与平、源武士没甚区别么！当然，此举也初步缓和了公卿和武家的矛盾，减慢了藤原氏的分裂和没落。不过将军幕府的成立在僧侣们看来是个危险信号，有权有枪的都搞一起了，难道下一步要抢寺庙的饭吃么？所以他们责备藤原氏‘自甘堕落’，和没逼格的下等御家人同流合污，坏了大义名分。在僧侣们的影响下，不管是平、源家针对藤原氏的倒幕运动，还是尚未被统一的九州、四国两岛大名，为了自保去参与或暗助本州岛内讧，都打着寺院的名号进行，引起了数次将军人选的更迭。
然而，不管东瀛内部怎么打，所有势力都有志一同的主张‘攘夷’。目前国门未开，仅有九州鹿儿岛、四国冲岛和本州的中京开放给中原海商，大食、佛郎机、红毛夷等‘化外之人’均不得其门而入。
东瀛‘攘夷’这个观念的形成归咎于第二任幕府。第一任藤原幕府打下了本州土豪，但分田地时发现地不够，捉了急瞎分一气，与其有世仇的九州大名岛津家暗中联络受到不公待遇的武士和庄园被侵占的几位权僧，把他家撸掉了。上杉家杀出重围继任幕府，吸取血的教训，国内稍微消停后，就马上让大家把目光投向远方，对外扩张。琉球太小看不上，虾夷太冷不想去，首选还在内乱的高丽，占了济州和对马岛，发兵占下最爱闹事的百济和新罗。承平日久、武备松弛的高丽向济朝求助未果，只得自救，北方豪族李氏从济朝边军处买来军械，带兵反攻回去，两方议和，百济归东瀛。五年后高丽夺回百济，东瀛以此为由再次进犯，灭了皇族王氏，却被李氏打败，连新罗都没了，比之前更穷。
内战完了外斗，饱受苦难的东瀛人民成了大食和红毛夷、佛郎机传教的土壤，也因为天方教和景教最适合被劳苦大众当成精神支柱，而且这些外国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获救痊愈的人更是认为得到了上帝或胡达的救赎，纷纷入教。九州、四国的开港之地尤以景教为主，好些大名都皈依了，教众颇具规模，引起上杉幕府的警惕和忌惮，生怕有人以宗教名义将两个藩国变成琉球咔嚓出去，神道教和僧侣们更是认为教徒们会将国内本来就不多的资源转头供奉给了外夷，于是开始禁教，景教徒奋起反抗，引发‘天草之乱’。上杉幕府通过血腥手段镇压起义，颁布禁教令，开始闭关锁国。
所以，远征高丽给东瀛留下的教训就是‘攘夷’。
好在东瀛对汉人的没有排斥，但它不同于六诏这种被‘分裂’出去的地方，或类似高丽这样的藩属，有其独特历史轨迹，虽存在朝贡和册封的长期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平等国家之间小国对大国的尊重，不存在很强的附庸关系。或许只能用温和的殖民政策先从经济方面开始渗透，相信商人加军火的力量足以让他们臣服。过得百年，自然汉化或归化，再不济也会是大虞东出太平洋的桥头堡。
琉球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与中原关系一直非常好，其第一部国史就是用汉字写的。定朝时只重边境不重海域，与琉球只是朝贡关系。前朝因为东瀛穷乱，九州藩时不时打劫一番琉球，最后把离鹿儿岛最近的整个大隅群岛都抢去了。现在佛郎机占着靠近澎湖的先岛，红毛夷守着奄美岛，一人一头。所以地盘严重缩水的琉球国王愿意归附，请求大虞赐民通学，保护海疆。
顾辞认为琉球和澎湖的情况可以放一起考虑，当年日本能消化琉球，为啥现在的大虞不能？把这一串‘第一岛链’都搞定，再来百艘美国潜艇都没可能封锁中国。
安南情况涉及军政，顾辞不便置喙，但西贡和马来半岛的控制权必须拿下，尤其是目前属于柔佛的龙牙门，后世的新加坡。顾辞注意到三佛齐和柔佛虽然接受大食和西夷人，尚未确定天方教的国教地位，打算用佛教把他们搞定！
该占的地方肯定不能放过，对佛郎机是打是拉，就看他们是个什么态度。红毛夷虽然暂时没起冲突，但其在亚洲并未占太多优势，若大虞与佛郎机结盟，就得把他们打出南洋。至今尚未打过交道的大食人反而不用顾虑，对于天生的商业民族来说，利益是世上最纯粹最干净的关系，一切都有谈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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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五方论’——‘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西边的外族人应该称之为‘戎’。可现在从西域而来的游牧民族被定名‘匈奴’，再西边的欧洲和中、西亚等外族统称‘西夷’，正是因为以大食人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异族大部分从海上而来，在东边沿海上岸，于是被归类为属于东边的‘夷’。同理，北边的‘羯夷’，‘羯’是族名统称，归类为‘夷’，是因为他们也是绕到东北才南侵中原。一直作为定、济两朝国都的昌京正北有个曲庸城，恰好在祁连山脉东麓，与东北方向涴江河畔的酂邺城有一道定朝时修筑的长城为屏藩，阻挡了‘北狄’们的入侵。并且涴江源头在金微山，除了冬季封冻期，游牧民族想南下也不容易，即便踏冰过河，防洪堤坝连起来的‘河堤长城’一样让人头疼。所以他们要么选择往西走一大圈，绕金微山西麓进西域，或往东，从阴山和大鲜卑山（大兴安岭）中间的关隘拐向南，直面镇北军。
如果顾辞是个地理达人，就能清楚地从大虞舆图上看到，祁连山东麓比她前世更往东进，而应该叫做‘阿尔泰山’的金微山是一座冰雪覆盖、高耸入云的大山脉，同样往东南前进一大截，才有了汇聚雪水而成的涴江。涴江通过各种小支流在天津港入了海，整体压缩了黄河流域，曾命名为长安的昌京附近，黄江的大‘几’字型河道变成一个小‘几’字。
这些地缘上的改变，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虽然让长安失去了‘八水帝王都’的美誉，但间接地让发源于黄江高原的炎黄子孙更易于往东、往南扩张，在黄泛区实现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央之国的格局。这样一来，自然没有动力去拼命地把黄江上游那些草原开垦成良田，保留了这些天然牧场，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使得这条道受到游牧民族的垂涎，时不时要来宣誓主权一番。隋唐两朝酷爱大兴土木的历代帝王，早早见识过南方参天巨木和丰腴之地，没有贪图方便大肆砍伐长安周边森林，倒是戮力搞运河，从巴蜀盆地或东南丘陵运来良材巨木修葺宫殿，‘岁获大木以数万计’。总而言之，黄江水土流失并不严重，不再是下游处处成悬河的景象。
在封闭的地缘环境内，锁国偏安的济朝虽然‘无为而治’，但前面连续几任皇帝都爱好修堤挖渠整运河，把脾气不好爱改道的黄江治理得服服帖帖，很多沿海的盐碱地也通过水网灌溉系统变成良田。这些经验同样被应用于南方，由于流经东南亚的许多河流都发源于中原境内，水利工程也间接地影响了下游的中南半岛，例如怒江流向安南升龙城，柳陵城要再挖通一条小河，连接西运河和怒江，新明城的位置横跨珠江、澜江和怒江三处，都有利于控制下游诸国。
前世的中国为什么没把整个东南亚纳入版图？原因很简单，不需要。亚欧大陆上春风吹又生的游牧民族威胁更大，有这样的生存压力，中原政权的目光不会放在相对和平安稳的南方。低纬度地区的温度偏高，人的生产力和进取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物产丰富，人容易产生惰性，普遍战斗值不高。反正中原人守不住家园了可以南逃，欺负南蛮小国还是不成问题的。
顾辞无比感谢定朝几位君主对于南边边境的重视和安抚，让中华文明成为周边各国的父系文化来源，不但疆域比之前更广大和稳固，还严控部族首领的特权，用比羁縻制更强力的流官制鼓励移民迁徙，落地生根。前朝没延续这个传统，但南方军备松弛，水网纵横，经济发达，财富殷实，地方官不管水平如何，至少生活宽裕自在，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外国老百姓们心生艳羡，所以后期的绥靖政策只是减弱了各国政府的依赖之心，民间向往之意更甚于定朝。
现在中央之国传承到大虞头上，作为一把手的老婆，不管是出于支持老公实现霸业的事业心，还是稳固周边商圈避免战争，让这些边缘小国臣服于东方唯一一个霸权大国都是最好的选择。至于以后，西方舰队一旦过来，他们恐怕更要争着抱大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