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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巧妙的让苏联感觉到，如果跟美国人合作的严重后果，让苏联联想到一旦陷入与中国长期武装冲突的泥潭，会被美国乘机抄后路，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土崩瓦解严重后果。
使美苏两国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增加更大的难度。
领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再加上推波助澜，以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再经过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美国人单干心虚，联手不成，结果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谢去”。
这些情报做为国家高层，每个高层领导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国家高层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能够得出领袖的结论。
由此可见，做为千年一遇的伟人，他的聪明才智是常人无法衡量的。
当然，领袖还主动出击，在宣传與论和外交举措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更进一步抑制了美国的疯狂计划，为核试争取完全的把握。
如果中国当时没听领袖的。
而是听了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的主张：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结果将会如何？
如果“等三线建设完成后再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那至少得等五、六年。
而1964年之后的“五、六年”实际情况是什么？
1965年（不到一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联合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
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
1965年，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战火直逼中国边境。
1967年，苏联出兵中东。
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1969年，中苏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
为了对付中国，苏联反过来联合美国一起轰炸中国核设施。
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当年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暂缓”之类主意全是臭棋、馊主意。
想要等“战略保障”的结果就是，越等“战略保障”战略就越没保障。
短短几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稳了脚跟稳定了内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对“美苏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权战略越来越娴熟，对外用兵越来越肆无忌惮。
1964年那样令人叫绝的历史.良机再也不会有了。
中国如果错过1964年的绝佳时机，搞核试验受到外来袭击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爆炸原子弹而不爆。
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虚了，害怕了，等于向对方公开服软认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们的联手打击，所以缩回去不试了。
也就等于向人家承认：
我就吃你们这一套，今后你们如果联手对付我，我还继续会怕，还会继续退缩。
人家一旦摸到了这个底，本来不敢动手的也敢了。
从此中国还搞得成核武器吗？
由此可见，当年所谓“暂缓核试验”的实际意义和真正效果等于“放弃核试验”，只不过换了种好听一点的说法而已。
这也是伟人跟平常人的最大区别。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同样身处高位，面对同样的情报，面临同样的压力，有人看到的是对方强大、可怕的结论：
只能退缩，“暂缓”。
而领袖一眼就看透了实质，得出结论：
“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同一件事，所有的人只看到“对方强大、危险”，领袖却唯独能看到强大下的“心虚”，丝毫不为表面强大所迷惑，毫不犹豫为中国一举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不过是领袖无数次非常精彩传奇之一。
伟人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不被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也决不为对方气势汹汹所吓倒，特别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奇迹。
在开国第一战中，当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幕：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连续打败战，杜鲁门就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这些情报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一路上他心里也在打鼓，心想主席总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夜睡不成觉了。
没想到领袖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
“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明，又来玩这一套把戏。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领袖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块破抹布。
看着神情紧张的雷英夫，领袖一挥手：
“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鲁门真要打原子弹，有义务先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
事实结果与领袖的结论完全一致。
30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杜鲁门的原子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害怕，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神矣伟哉，咱们的伟大领袖！
而1969年国庆节的那一段中苏核战危机的处置，更体现出领袖的高超智慧。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一年秋冬之际，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危机，尤以苏联企图对中国实行核侵犯的行动最为惊险。
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
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
显然，苏方在冲突中“吃了亏”。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在中国，领袖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
在3月4日到12日不足十天的时间里，全国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1.5亿人以上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
在苏联，珍宝岛冲突爆发后。
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更扬言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核基地、政治中心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
此后几个月，中苏双方一直处于“紧急备战”状态。
苏军决策层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
苏联又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
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苏联不仅要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而且很有可能和美国人联手对付我们。
并计划在我国庆的时候，实施斩首行动，利用我国国庆聚会的贯例，国家高层核心领导都在天安.门，正好一网打尽，希望给中国造成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核武器。
所有的高层领导也都束手无策。
纷纷提出取消当年的国庆活动，中央领导全部分别蔬散到全国各地去。
但是，领袖以高超的智慧，运筹帷幄，确保国庆的正常进行庆祝。
领袖说道：“我看美国人还不至于那么傻吧？他会上勃列日涅夫的当？当然了，也要做好两头应付的准备。”
对于美国会不会跟苏联合作问题。
领袖的眼光是极为独到的，因为大家都是估计美国跟苏联联手的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中国和美国很明显是敌对阵营。
其次，中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打败了强大的美国，让他们痛入骨髓，刻骨铭心，也对我国恨之入骨，有打击我国的机会绝对不会放过，而且这一次又是打击我国的绝佳机会。
其三，是有前车之鉴，因为美国曾在1964年也计划联合苏联向我国发动核攻击。
因此这也就成为所有人，对局势悲观的关键所在。
但是，领袖以高度敏锐的视角，高超的个人智慧，对事情进行周密分析，领袖非常注意把握国际实事，他发现时间在变，矛盾也在转变，当时美国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也不一样了，得出了美国人跟苏联人联合的机会不大。
同时领袖也清楚，虽然说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
如果我方应对失当，激化矛盾。
可能性比较小就会转变为可能性比较大。
领袖很明显是洞察了国家团体的本质，世界上两大阵营对立斗争，以及相互之间的利弊关系。
抓住了其中的核心关键问题，采取了对苏极端强硬，对美释放善意策略。
对苏联的强硬，向苏美展示我国强大。
明确告诉这些国家，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家和势力，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让他们清楚对我国发动战争，绝对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