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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门外的钟楼传来悠远的钟声，听着钟鼓合鸣的节奏，现在应当是卯时一刻。
赛里斯人用阶梯水漏记录时间，并用正午的阳光校准时间。
这和罗马别无二致。
唯一的区别在于，尽管计时对于君堡和北京都很重要，但君堡政府并没有钱来维护精密的计时工具，现在主要靠日晷计时，晚上就早点睡，而赛里斯人居然到有钱请专人打更！
赛里斯人还有一种靠流沙驱动齿轮的时钟，不过这种钟比雇佣人照管水钟要贵得多，所以用得并不多，只是在宫中用作玩物。
我从床上爬起来，天还有些冷，不过这位皇帝的身体壮的像头牛，些许寒气根本不放在眼里。
按照惯例，我前往御书房处理政务，顺带用早膳。
书房的火炉子上，照理烧着泡茶用的热水，编写内起居注的小宦官战战兢兢的向我稽首行礼，垂眉顺目，手里还捧着一本笔记。
他一边念一边记录到：“三月十四，帝起于卯时，饮豆汁半碗，粥两碗，肉馅馒首十个，油条二十根。”
是谁人买的胶圈豆汁！想谋朝篡位吗！
我用热毛巾擦了擦嘴，挥手命人撤走碗筷，也把记笔记的小宦官撤走，张意和李顺分别带来了东厂、锦衣卫和夷事局的消息，便告退离去。
东厂和夷事局近来搜集的资料、经营的事情和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尽管表面上越来越势弱，实际上大部都已经转入地下。
哪有骑着高头大马，携着华服宝刀去搞情报工作的？搞情报，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讲究低调。
东厂和锦衣卫是旧机构，冗员严重，人浮于事，我命人几次清理整顿也不见起色，倒是夷事局另起炉灶，又以内帑拨款用作资费，做事倒是雷厉风行，如臂指使。
这也是因为夷事局主要对外，不受各个机构掣肘，人员又多启用于宫中和民间，还从锦衣卫中调拨了不少中下层精兵强将，每月还要拨出帑金十万两，比锦衣卫和南京锦衣卫加起来都要多。
不过舍得花银子下功夫，带来的好处也是惊人的。
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设法往建州中枢埋钉子，几月下来，总算有几个探子潜伏进了后金占据的沈阳，都是和建虏有着血仇的辽东人。此外也有几个前往建州做走私生意的小商人被买通，在当地购置房产，用作据点。
我要间谍调查的情报不仅包括军队的调动，也包括后金的物价。军队离开城市之后，就很难被潜伏在城市里的间谍追踪，但物价高低是无论如何都瞒不了的。
黄太吉不论想对哪里用兵，都要事先筹措粮草，哪怕想因粮于敌，也要凑齐开拨的口粮。几万大军人吃马嚼一天，就要几百石粮食，一个月就要上万石，筹措粮草又需要时间，都会导致粮价发生波动。
现在后金的粮食已经涨到十五两一石，尽管奴儿哈赤和黄太吉近年来劫掠所得颇多，但关外终究是苦寒之地，亩产赶不上关内，银子抢的再多，粮食产出不够，依旧是白搭。
银子多有什么用，银子能当谷子吃？
国家的财富体现在器用二字，朝廷铸钱不过是方便工匠农民交换各自的“器用”，而白银铜钱本身一文不值。坐拥金山银山，若没有商人来卖你“器用”，依然得饿死。
后金银子多，谷子少，自然就有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在关内二两一石买了粮食，走私到关外去，立刻就能卖六七倍。这是杀头的买卖，但能赚大钱，故而屡禁不绝。何况所谓商人不过是个代理，朝廷重兵封锁长城九边，哪个商人还敢带粮出关做生意？
还不是几位总兵、参将在偷偷倒卖关宁的军粮。
关宁军号称二十万，但东厂密报，各个军镇探听得到的数字，加拢了也只有八九万，朝廷却是照着二十万人的规格发的粮饷。
多出来的粮食又不可能运回关内卖，朝鲜这种穷国又没钱买粮食，粮食堆在仓里会放坏，那自然就只有一个去处了。
我很想替崇祯皇帝清理门户，把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都砍了，但是真把他们砍了，又找不出人来守卫关宁防线，说不定他们直接就投贼了。
动不动就投贼，你们是希腊人吗！
我只能写几份不痛不痒的诏书，将关宁各镇痛骂一顿，再催促张凤翼尽快带兵返回北京。
另一方面，来自瀛洲的消息终于漂洋过海，来到了天津，夷事局借用邮驿递铺，三百里加急，连夜交到我手上。
瀛洲的信息只有两条。
一是又募到了一千多号日本浪人和几十个失业的忍者，已经在偷偷寻找下南洋的朱印船和赛里斯商人的走私船，近日就会前来天津。
二是我筹划许久的瀛洲经商计划，终于有了眉目，派往瀛洲的几个探子已经在九州购置了一座商馆，装作坐地经商的赛里斯商人。
日本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幕府发放朱印状的船只才允许经商。
但是，唯独赛里斯的船只除外。
因为，赛里斯明朝，乃是日本的宗主国，日本不敢违逆我赛里斯天朝的雷霆雨露。
哈哈，你不信？
我也不信。
其实是因为日本很多必需品都严重依赖赛里斯的商人，赛里斯的海禁政策严格执行的时候，为了抢夺必需品，他们不惜下海为寇，侵袭赛里斯沿海。
反而是欧洲商人千里迢迢而来，船上也没带什么倭人所需的必需品，天主教教士又趁机传教，让民众变的桀骜不驯，只知天主而不知皇帝。
换我我也锁国。
这次，日本的探子已经替我打探到了当地的物价，我发现清单上日本的红铜特别便宜，而且当地工匠稀少，铸造的钱币不足，甚至还在用赛里斯的钱币，永乐通宝在当地有着很可观的购买力。
换句话说，如果我从日本购买铜料，在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用这些钱币去购买铜料，再运回赛里斯铸造成钱币，再去……
略略算了算多出来的利润，让我不禁津液四溢。
我还听夷事局的人说，国内走私日本红铜的商人，还会从红铜中提炼白银，哪怕只算白银，都能赚回行商的成本开销。
不过经商这种事嘛，赛里斯的官僚很是忌讳，我也不知道为啥，官员一听到皇帝要做生意，就急得像踩了尾巴的狗，狂吠不止。
后来我才发现，我改漕运，叫得最响的狗入股了运河上的南北货生意，我整顿盐政，叫得最响的狗家里是盐商，我清厘茶庄，叫得最响的狗做茶叶生意。
所以我暗示想派遣商船，前往日本经商，又有一帮狗在朝堂上狺狺狂吠。
爱卿，与民争利这个借口虽然好使，但是这回我和倭寇争利，也算与民争利？
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让东厂倒一次手，以某位王爷的身份，分解成好几笔生意，分别找了不同的海上，充作白手套。他们带着从赛里斯收购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前往日本，再过不久，就会带着我所需的红铜返航。
丝绸瓷器的离岸价格和日本到岸价格都有据可查，红铜的价格也是如此，虽然说好了利润要二八分账，但若是这几个商人胆敢在账目上玩花招……
今年又该给龙王爷朝贡啦。
其实最好还是由国家派遣商队，只是兹事体大，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做。这种事情对大臣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国家打量收购本地货物，运往日本发卖，再收购日本货物运回赛里斯，会导致价格大幅变动，严重影响到这些大臣自家的海上生意，就算他们知道要怎么做，也绝不会告诉我的。
所以我只能让奸商们克扣一部分利润，也授意夷事局自己购置几艘船，除了用于联络外，平时也可以夹带些货物，补贴局中资费。
看完了东厂和夷事局厚厚的一摞汇报，我又把堆积成山的奏疏，从一侧挪到另一侧，并唤来在门口值守的太监将其运走。
接着，我打开了预先拣出的重要奏疏。
“袁崇焕将于近日进京面圣。”
我取下笔，蘸了蘸朱砂，批示道：“朕知道了”
袁崇焕，是哪位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