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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臣下事奉君长，不是听从君长所下的命令，而是盯着君长的实际行动，君长怎么做臣下就怎么做。君长喜欢某样东西，臣下必定有超过他的。所以，君长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不格外慎重，因为臣下是把君长的行为作为表率的。孔子说：禹即帝位三年，百姓在仁的方面就有所成就，这难道是百姓个个都能仁吗？只是由于禹本人好仁，百姓受其影响罢了。
《诗经》上说：赫赫有名的尹太师，百姓都在注视着你。《甫刑》上说：天子一人有美德，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得到好处。《大雅》上说：成主守信有威望，身为天下好榜样。孔子说：君长好仁，那么臣下就会争先恐后地好仁。所以君长应当表明自己的好仁志向，以正道教育民众，推崇仁道，以爱护子女的态度爱护百姓；会无不尽力地去行仁，以迎合君长爱仁的所好。《诗经》中说：天子有正直的德行，四方诸侯就无不服从。
孔子说：君王所说的话本来只有丝那般细，可辗转传到百姓耳里，就变成了带那般粗；君主所说的话本来只有带那般细，可辗转传到百姓耳里就变成了有绳索那般粗。所以君长不能讲华而不实的话。能够说到，但不能做到，君子就不说。能够做到，但不可告人，君子就不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言不违背其行，行不违背其言。《诗经》上说：谨慎行事且得体，不要超过了礼仪。
孔子说：君子用言行引导人们行善，用言行禁止人们作恶，所以讲话一定要考虑它的后果，做事一定要考察它会带来什么弊端，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说话谨慎小心了。《诗经》上说：说话开口要谨慎，行为举止要端正。《大雅》上说：端重恭敬的文王啊，盛德光明而又举止谨慎！
孔子说：做百姓君长的人，衣服固定不变，举止有一定的规矩，以此为百姓树立榜样，那么百姓的道德才会齐一。《诗经》上说：那位来自西都镐京的君子，狐皮袍子罩黄衫，他的仪容不改常规，他的讲话出口成章。他行将回归西都，深为万民仰望。孔子说：君长的外貌和内心如一，臣下看到他的外貌就知道他的内心；臣下竭诚事奉君主，从他的言貌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这样一来，君就不会怀疑臣，而臣也不会了解君。《尹吉》上说：只有伊尹和汤，才有纯一的德行。《诗经》上说：善人和君子，他们的仪容不会有差错。
孔子说：作为一国的国君，用奖赏表彰善人，用刑罚惩治坏人，让百姓清楚地看到他鼓励什么，这样百姓就会一心为善。《诗经》上说：安分恭敬地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喜欢的都是正直人。孔子说：当国君的如果好恶不明，百姓就会迷惑而不知所从；臣下如果心怀鬼胎，就会使君长格外劳神。所以作为民众的国君，应该表彰善人使百姓有所效法，谨慎地惩治坏人以作效尤，这样一来百姓就不会迷惑而不知所从了。
作为臣下，符合道义的事就要奉行，不援引国君力所不能及的事让国君去做，不絮叨国君有所不知的事让国君去听，这样一来当国君的就省心了。《诗经》上说：如果国君好恶无常，百姓都得遭殃。《小雅》上说：臣下不忠于他的职守，这是国君辛劳的原因。
孔子说：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爵禄的颁发失当，不足以劝人向善，还由于刑罚的惩善而扬恶，不足以使坏人感到羞耻。所以君长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动用刑罚，不可随随便便颁发爵禄。《康浩》上说：动用刑罚一定要慎重。《甫刑》上说：施行刑罚要合理。
孔子说：大臣离心离德，不亲近国君；政教繁苛，百姓不得安宁。究其原因，在于臣不忠于君，君不敬于臣，而大臣所享受的富贵已经超过了界限。大臣不肯为国君尽心办事，近臣就会私相勾结。所以，对大臣不可不敬，因为大臣是百姓的楷模；对近臣不可不慎加选择，因为近臣是百姓的导向。应该和大臣商议的事，不应拿去和小臣商议；应该和近臣谈论的事，不应拿去和远臣谈论；应该和内臣谋虑的事，不应拿去和外臣谋议。
如果这样做了，大臣就不会产生怨恨，近臣就不会产生嫉妒，远臣有意见也可以反映上来。祭公的遗嘱说：不要用小臣的主意败坏大臣的作为，不要因宠幸的姬妾而厌弃庄重守礼的嫡夫人，不要因宠幸的臣子而厌弃庄重守礼的臣子。孔子说：君长不信任他的贤人，而信任卑贱的小人，于是百姓也跟着亲近失德的人，而教令也因此变得烦乱了。
《诗经》上说：当初朝廷需要我，好像唯恐得不到。一旦请去撂一边，不让我把重任挑。《君陈》上说：人们在没有见到圣人之道时，好像自己不能见到。等到自己见到了圣人之道，又不能够运用圣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