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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生产沿着三种不同的类型有规律地演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高低”型，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高”型，然后又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型。世界各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也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最终都要完成这几种类型的转变。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1870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了低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年左右。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我国也不例外，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人口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净增人口明显减少。我国从年人口总数由5.8亿增至11.6亿，年均增长1.81%。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7%，年则上升到2.10%，其间的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得到普遍贯彻有效实施是在年期间，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50%。到了2005年底全国人口达到*756万人，2000年为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63%，比年平均增长0.91%低0.28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分析，近年来我国净增人口明显减少到2005年，我国人口增加了4013万人，年平均增加803万人，比时期的1124万人减少了321万人。在“十五”的最后一年，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5.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67‰，下降了2.9个千分点。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为11.0‰的水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3.5‰的水平。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出生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省份是*，达到17.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54个千分点。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为北京，仅有6.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年期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9.08‰，而年期间平均为6.23‰，回落了2.85个千分点。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低到6‰以下，实际人口增长率为5.87‰，2005年为5.*‰。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年期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年时期的117.3又上升了一个点，明显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从年，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6.9，而二孩为138.0，三孩则高达143.7。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的现象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继续提高。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1岁，比.4岁提高了0.7岁。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主要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的结果。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6.7岁，比发展中国家63.4岁高8.7岁，但比发达国家低3.5岁。
四、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2004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1年，比2000年7.62年延长了0.39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受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2000年相比，2005年总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比重从35.7%下降到31.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重从34.0%和11.1%上升到35.8%和13.4%，分别上升了1.8和2.3个百分点；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从3.6%上升到5.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还很低，只占18.5%，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更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3.0%，比.2%，提高了6.8个百分点。总数达到万人，比6万人多万人。年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61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3%。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不断持续转移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近几年提高较快，但从国际对比看，仍有一定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的48%还相差5个百分点，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
六、人口老龄化加速。2005年底，我国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亿人，达到万人，比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7%，比2000年的7.0%上升了0.7个百分点。实际上，在岁少儿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22.5%，65岁及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7.1%，老少比为31.6%，年龄中位数为32.3岁。根据联合国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定义，即65岁以上老人比例大于7%的人口为老年型人口，4%-7%为中年型人口，低于4%的为年轻型人口，我国人口总体上已经*老年型人口了。
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21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的简单能力，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现在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全国计划生育网络，其人口控制的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发达国家在1955年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是从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历史考察，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粗出生率由30降至20用了77年，瑞士和瑞典都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白人）、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而中国粗出生率由.92%降至.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充分说明计划生育的人口控制政策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据估计，从年，我国共计少生了3.8亿人。
根据联合国1990年的《世界人口监测》提供的划分方法，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在低生育率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城市化水平仅高于泰国，也处于低水平阶段。与60年代后期同中国生育率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是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1990年，虽然中国生育率水平比亚洲（3.3%）、拉丁美洲（3.5%）和非洲（6.1%）都低，但同欧洲（1.7%）和北美（2.01%）相比仍然较高。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尽管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的低水平（1992年），但每年人口仍净增近2000万，人口低生育率和高增长数量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如此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量，无疑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世界范围内人口控制的实践已使人们形成某种共识，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我国制定人口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然而处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是如何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它不仅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而且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资料：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