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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家庭，她由56个民族组成在历史的演化中形成了灿烂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而这一切又是由各地域文化所构成的。中国家庭的个性突出，每个地域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深刻丰富多彩经久不衰他们之间走向了“和而不同”的实现。
史学大家谭其骧教授说过：“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文化，从孕育和诞生的那一天起，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因素，中国的区域之间呈现很大的区别，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就必然地打上了地域的印记，当它走向成熟并被广泛接受运用时，又自然地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地域特色。中国的文化是以长江和黄河来区划的，而独具特色的草化近年来受到重视和关注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列入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由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黄河在它的中、上游流经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黄土高原以自己特有的粗犷豪放做为黄河文化特色的象征，雄浑厚实充满了强劲的力量，张艺谋的影片《黄土地》就是粗犷热情的黄河文化的一个成功展示。辽阔的草原，是我国远古先民长期繁衍生息的地方。位于大青山南麓的大窑遗址，距今约有50万年，记述了原始先民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反映了以聚落形式定居的农业生活；匈奴建立的草原上第一个统一*，创造了草原游牧文化的雏形，而后的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演变出了北方草原上朝代更迭、民族兴衰、文化相承、融合的沧桑岁月。草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明。草化热烈奔放，辽阔飘逸；山区文化凝重遒劲，稳健刚强。长江沿线地区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长江、钱塘江、太湖等水系的影响，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气候潮湿，为稻、桑、鱼的生长创造了条件，这里便被誉为“鱼米丝绸之乡”，人们的劳动生产总是与水、丝、茶发生联系，饮食、服饰、起居、交通等就有自己的风采，文化也就处处体现“水乡特色”，其风格优美、玲珑、含蓄、委婉。由此可见，文化因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形式、内容和风格都具有各自特色，这也是整个人类文化呈现万紫千红奇异格局的缘由之一。
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早在千百万年前就已产生。客观而言任何精品文化的出现，都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哺育滋养。地域特色文化要得到长足发展，必须促使群众文化生活的丰富和精品力作的产生，对于文艺的全面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基础决定作用的。
中国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地区差异显著。全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按海拔的差别，呈三个明显的阶梯状地带。根据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客观上又存在三个有差别的经济地带，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社会地理差异十分明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不同属性的地理差异，特别是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对人的秉性、对民俗风情……乃至民居建筑等势必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往往在一定的范围造就一定地域的文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京津文化（及京味文化）、关东文化、海派文化等，都显示着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散发着各自的韵味和芬芳。正是这些林林总总、各个地域文化的总汇，成就了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于是就有了独具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家庭，而他们由于地域的不同也呈现出差异。
中国劳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往往构成了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许多巧夺天工的作品都是出自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智慧结晶。中国劳动妇女领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恩泽与赐予，在世代的继承与创造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妇女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来源于实际生活，服务于实际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又美化生活，提高了生活的情趣和格调。各种形式的工艺作品有以下特点：一、地方特色鲜明，民族风格突出；二、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实用性强、审美价值高；三、劳动妇女手工制作而成的东西有很深的中国妇女的痕迹：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各地区、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材质不同的各种工艺技术，因此，本章节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劳动妇女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通过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制作的所有工艺美术作品。如：刺绣、竹编、草编、编织、泥塑、剪纸、折纸、针纳、玩具、篆刻、蜡染、贴画、根雕、蓝印花布、食物模具等等。
一般说来，晚明农业人口大分流，农村人口大流动，肇端于成、弘以后，至嘉、万年间**。其主要特点是，地域广，规模大，流向集中于工商。嘉靖时，松江府华亭县人何良俊在谈到当时农村人口锐减及其原因和去向时，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农。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三）。后来，朱国桢亦谓：“近年农夫日贵，其值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农桑》）。是时人口大流动，不仅出现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即使在经济落后与边远地方，也无不如此例如三西（江西、山西、陕西）等省，同样有大批农民转移到工商业，有些地方甚至“为商贾三之一”，“以逐末为事”。其中，江西主要流向手工业，其次为商业；山西以从商为重点，其次为矿冶；陕西多数从商。地域特色文化是文化建设中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它只有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支持和努力下，才能显露出旺盛生命力和独特魅力。黄河文化中心，在汉唐为长安，在北宋为开封，元明清到今为北京，随时代而转移，没有一个文化中心贯穿整个历史；长江文化中心，当今被认为是上海，但它历史上是南京、武汉，抑或重庆、成都？广州作为二千多年来珠江文化中心城市，无可置疑，这对珠江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人很早就有地域文化源自“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观点。近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中有一个概念叫“域分”，谈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它是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即地域文化，归结为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水土的构成，也就是自然环境；一是王侯的引导，也就是社会结构。《管子·水地篇》以不同的水质来比喻各地人的不同性格。如齐之水道躁而复故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则其民轻剽而贼等。“人杰地灵”则是环境与人密不可分的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比如南方的音乐和中原的、北方的就不一样，美术布景造型，各个地方更是不同，搞得马虎了，就不真实，就会破坏整个剧的艺术风格。运用地域特色在具体表现时要处理好多种关系，比如，地域特色有传统的、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变化的、开放的一面。
林语堂把中国分为“粗犷豪放的北方”和“温柔和婉的南方”。他以为：尽管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实际上，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并不亚于南欧地中海人和北欧日尔曼人的差别。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体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喜爱文学，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林语堂是这样描述中国北方的民族融合的。“人种混合最明显的影响也许是表现在现代北方人的语音和体格上。他们的语调有了变化，轻辅音也变成了浊辅音，身高增加，并有一种快乐质。朴的幽默感。这正是这种与外来血统的混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族能够生存下来。”。
如今，人们经济生活的不断改善，饮食风俗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大大挑战着传统家庭的饮食结构，地域特色也不再明显。如正月十五吃到的元宵，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佳肴。但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元宵节这天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碗甜美的元宵仍然是每个中国家庭的保留节目。
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日益被人们认知，它的独特风采和重要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日趋显现。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一定误区，由于交通便捷、信息畅通、传媒多样、观念更新等，地域间距离迅速拉近，文化交流迅速频繁，不同地域甚至国度的文化相互借鉴、吸收、融入，虽然对彼此的发展有许多积极效能，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形式、内容同化，个性丧失等问题。有的地方完全以时尚文化取代传统、民间文化，有的地方虽将民间文化部分保留，但未予以重视，任其自生自灭，有的地方不觉中自己的文化已与其它地域文化同化，让人似曾相识，缺乏个性和特色，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这些不仅对民族文化的繁荣形成制约，还对文化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有很大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参考资料
1.刘锡霖主编：《蜕变中的中国家庭》，广角镜社有限公司，1997年5月。
2.唐忠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概论》，天津人民社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