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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邸》by周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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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笔谈》故事二译文作者：佚名
三司使的级别在翰林学士之上。按旧时体制，三司使权使公事与三司使正官职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权使公事”的结衔，“三司使”三字在“权使公事”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为三司使权使公事，执政官有欲压制道卿的，因而在颁降任命他的敕书时，移“三司使”三字于“权”字之下而称“权三司使”，遂使权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并且至今沿用为定例。后来曾有人奏论此事，虽然“权三司使”的结衔未变，而权三司使新任命，閤门使传达皇帝圣旨，偶尔也有列其等级在翰林学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例。。。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衔，世人传说是在王文正（旦）为宰相时开始提议的，事实不是这样。按旧时制度，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阶的法规，只有遇到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祐年间，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时以□□、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制度，宗室欲借此大典礼请求推恩迁官，因而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表章报告皇上。事后刁约拜见宰相王沂公（曾），沂公问日前宗室请求迁官的表章是谁起草的。刁约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道。回来后刁约想这事，怕事情被追查后会造成窘迫且将得罪，于是又到宰相府拜见沂公。沂公还像上次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慌，不敢再隐瞒，遂如实回答。沂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喜欢这表章的文词。”并再三给以表扬。然后又慢慢说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几天就会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亲从开始除授位次低的将军，凡经七次升迁，即升至节度使，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宗室诸人用上千匹细绢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和刁约有亲戚故旧关系，他曾出示当时所上表章的草稿给我看过。
太宗命创方团毬带赏赐两府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受到特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是元舅而受到赏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高德昭而受特赐。这些都是出于特别的礼遇，并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着官服乘马时，用浅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称为“凉衫”，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这种浅黑色的衣服就是《仪礼》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样、颜色是怎样的。
掌内外制的学士和知制诰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只要被任命的是给谏、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员，起草者就都有润笔物。太宗时曾确定润笔的钱数，命刻于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员就出文书督促发放，供职舍人院的官员以至吏人和马夫都有分沾。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官员都增加了添支钱，遂罢去润笔的钱物。
唐代制度，官品不够而以其他官职暂时代理或兼任的官员，称为直官，例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属此类。我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重新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只是以资历浅的人来任职，其实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宁六年，舍人都被贬官撤职，阁中无人，于是让章衡权知制诰，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职，因为他是暂时兼职。古代的兼职官员，多数是暂时兼任，如有长期兼任者，就相当于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朓撰写的，他落款的官衔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规定，在宫禁之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书省时通告，翰林学士到翰林院时通告，御史到朝堂时通告。吆喝通告时都用穿红衣的役吏，称作“三告官”。在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门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众人，称作“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打于宣徽院；三司使、开封府尹打于各自的官署。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打杖吆喝，这不合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经皇帝特许，张华盖、打杖子的，那是临时性的指令。手持丝梢鞭进宫，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员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内。允许仪仗队长手持旧棍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持藤杖，这不合过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记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记载，还是有遗漏。所记尽管很琐细，却也是一个时期用于礼仪的器物。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多出于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制都无法查考了，唯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一封书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的座位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的座次在他们对面。自古以来，未曾错乱。”这段话大略体现了当时的旧制，今天抄录在这里，以弥补记载的遗漏。
朝廷赐予臣下“功臣”的名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从那以后，各藩镇长官以至其僚属从事和参军，凡是资历深的，都援例赐以“功臣”之号。本朝只以“功臣”名号赐予将相大臣。熙宁年间，因按制度要加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事诸大臣当面请示再三，神宗始终不答应，并说：“这种名号如同你们的‘功臣’之号，对一个人的名实又有何补益？”其时吴正宪为宰相第一人，于是请求取消已赐给他的“功臣”之号，神宗答应了。自此群臣相继请求撤销“功臣”名号，遂不再赐予。
辨证一
作者：沈括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歳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冣诃”也。萨音桑葛反，冣无可反，诃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臬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已为物，以物为已。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日月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余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余预讨论。雷、郑之前，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六月，远曾缌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歳，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歳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历代官室中有謻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謻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謻，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灨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