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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二、不畏权贵的人生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一九六零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编辑本段生活轶事
胡适一生得过三十五个博士学位，照说智慧一流。可是他当初到美国留学时，却被三十多种苹果树难倒，因而改行——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胡适在康奈尔农学院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下玉米田。胡适对这些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可是到了苹果分类时，胡适却十分烦恼。三十多种苹果，对这些农家出身的学生来说，二三十分钟就可分门别类，弄得一清二楚；胡适花上了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二十种，真是让他十分烦恼。胡适是在宣统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的，因家道中落，美国的农学院可以免学费，故学农以节省学费接济家庭。既被苹果难倒，自知不是学农的料子，便转学历史、文学，后日方得成名，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袁同礼考证过胡适的学位，胡适共得博士学位三十六个，但胡适自称他有三十五个。
编辑本段胡适名言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6、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7、yunnbemeingining.8、宽容比自由更重要。9、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10、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11、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胡适人文讲座胡适人文讲座，是北京大学于二零一零年设立的一项高端学术讲坛。
二零一零年，为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进一步支持北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工作，中文系系友、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再次向北大中文系捐赠人民币二百万万元，以支持设立高端学术层次的“胡适人文讲座”和支持北京大学中文学系建系一百周年的各项学术活动。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作为“胡适人文讲座”首位受邀学者，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开讲。这是北大首次以冠名学术活动的方式，怀念已故老校长。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发表致辞并回忆了胡适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北大的关系和为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
顾维钧，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一九七二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主席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一九八五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口述的六百万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一九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一九零一年考入圣约翰书院。一九零四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一九一二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一九一五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一九三二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一九四五年六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政府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一九七二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主席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十三卷，六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张润娥，张云骧之女，一九零八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唐宝玥，唐绍仪之女，一九一四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一九一八年病逝；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一九二零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一九五六年离婚；严幼韵，一九五九年结婚。
天资聪颖，不满婚约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顾维钧聪颖过人，四岁时入私塾读书。十二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一九零五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四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reyugenlem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一九零四年，十六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四十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一九一二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八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而八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一九一二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顾维钧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唐宝玥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玥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一九一三年顾维钧与唐宝玥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一九三三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五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二十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一九一五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一九一四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八月下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十一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二十七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顾维钧在这里说：“袁世凯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国处于混乱中，北京必须弄到一笔钱以维持行政开支。财政总长陈博士急于举借外债，以获得财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十一月十六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同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京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顾维钧的妻子唐宝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一九一八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五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一九一八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三十一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它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两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四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三十六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三十三岁的顾维钧。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顾维钧代表中国与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尽管这个条约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一九二四年一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六、承认外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有完全的主权。外交角力顾维钧主持废除中比条约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顾维钧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中国和比利时的条约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一九二六年《中比通商条约》已满六十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表明中国政府决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没有办法拒绝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他希望在新条约签订之前，旧条约继续有效，希望来拖延新条约的签订。继续享有旧条约。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无谈判缔结一个新条约的诚意。中比修约陷入僵局。
这时候顾维钧是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认为不能让比利时这样无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旧条约废除之前，你还要享有新条约，那么可以，我们定一个期限。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不签订的话，你原有的特权就全部作废。但是比利时拒不接受中国的提议，反而于11月5日宣布终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面对中比修约的僵局，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屈服于比利时的无理立场，除终止中比旧约外，别无选择。北京政府就在一九二六年的十月份，在顾维钧的主持下，自主地宣布了终止中比条约的声明。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