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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这个，刘浩然又投入另一项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凑办上海县奉议会。
奉议会算是一个代议机构，成员为奉议员。为什么叫奉议会和奉议员，无非是刘浩然授权他们代民议事，可以奉旨议论民政，故而称之为奉议会。刘浩然想来好笑，奉议会这类似于后世议会的机构，居然要凭借自己专制的君权，不过在这个时代，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经过上千年的默化，皇帝的君权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了，故而才有这算得上是滑稽的举措。
刘浩然曾经研究了传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议会制度，还有英格兰、阿拉贡等地区出现的贵族议会。这些西方**的雏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划分等级。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元老院其实跟酋长会议差不多；如现在英格兰已经从一个模范议会分成了两个议会，由贵族、主教组成的上议院，也叫贵族院，由各地骑士、市民组成的下议院，也称为平民院。
不过英格兰的两院职责并不十分明确，开会也是凑到一块开，国王给议会布置任务和听取汇报时。总是两院一起召开联席会议，并不是单独分开。而且贵族院占据主导地位，平民院则占服从地位。
在刘浩然的心目中，大明资政院就是大明的贵族院和上院，也是东方最早出现的议会。不过让刘浩然可惜的是，大明资政院却不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看来议会之母这个称呼是抢不过的。真想不到，英格兰这帮日耳曼野蛮人后代，会走得这么快。是不是因为也居住在一个小岛，和小日本一样有着某种忧患意识，所以不停地吸收先进文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适自己的创新？
现在也该建立大明的平民院了。建立平民院刘浩然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一直没有执行，主要是顾虑重重。现在大明大部分的乡镇，主流思想还掌握在理学等保守派的手里，缙绅文人也成了乡镇百姓们的代言人。一旦实现平民院计划，搞不好平民院的主导权就落到这些人的手里，到时刘浩然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刘浩然经过十几年的遣人四处调研，自己又出巡了一大圈，接触各地军民的意见，了解当地的群体结构，最后决定在上海进行试点。
选择上海试点自然是考虑到其特点。上海县原本就是一个不大的县城，原居民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余人，其余大部分都是外地迁居和常住人口。而且上海县教育程度高，工商业极其发达。在这里，除了势力强大的工商业主、银行家，还有一股势力隐隐可以与他们抗争。那就是劳工联合会。当地的缙绅文人势力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而刘浩然就是看中这一点。经过多年的扶植，劳工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团体，通过自愿和官方强制等手段，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工商业、银行、大农场的雇员和工人。按照《大明劳工会制律》，以县或城市或行业为单位设立劳工联合会，每年举行至少一次会议，推选理事会。理事会处理劳工联合会的日常事务，如监督雇主的雇佣和管理行为，监督企业如期如数缴纳劳工养老、医疗保险金，帮助劳工解决相应的困难。理事会最重要的权力则是集体谈判权，也就是代表其联合会所有的劳工成员与所有的雇主进行谈判，为劳工追求利益。
例如，明历三年，北伐基本平息，大明又重新全面对外贸易，而大明工商业者由于北伐军事订单的刺激，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重新全面放开之后，商贸额迅速恢复和增长。在这种情况，安徽太平、铜陵。江苏苏州、镇江、松江，浙江湖州等地的劳工联合会便向雇主提出了增薪要求。
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终于雇主方与劳工联合会达成协议，根据各行业增长不同，劳工分别增薪一成到三成。
大明官府对这种集体谈判和劳工联合会却是极力支持的，因为已经明白制衡道理的大明中枢需要劳工联合会这一强有力的组织去制衡拥有巨大财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工商业主。经过上千年的传统教育，大明文官们从骨子还是对那些唯利是图的工商业主们不信任。
而且整个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通过养老基金已经与大明的工商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明的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也不愿意看到大明工商业出现动荡，这是因为劳工联合会拥有一个大杀器-集体停工权。
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理事会在集体谈判未果时，可以召开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劳工们可以参加，也可以数十人授权一人参加，或者通过邮寄方式投票。一旦劳工联合会全体会议半数通过，该劳工联合会下属的所有劳工可以停工三天。而且还可以向当地按察司提出申请，申请十天以上的停工。
按察司接到申请后，如果觉得雇主方的确毫无诚意进行谈判，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十天到三十天的停工；如果觉得雇主方有诚意谈判，则驳回劳工联合会申请。
尽管按察司很少会裁定允许劳工联合会十天以上停工，但是为了平息劳工们的怨气，稳定市面，按察司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劳工方的裁定，如允许劳工联合会进行五天的停工。
而劳工联合会还有一个权力，那就是每月可以进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停工，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市面动荡，于是大明文官集团和军事集团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劳资双方施加压力，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恢复市面。
集体谈判权除了增薪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如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增加劳工劳动保障，以减少劳工得职业病的几率。而集体谈判则由理事会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主导。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又非常乐意参与其中，因为一场增薪谈判成功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可以获得例如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的报酬。一个劳工联合会至少有数千劳工，两个月增薪额总数该是多少？所以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恨不得劳工联合会天天向雇方要求增薪。而根据《大明劳工会制律》，受劳工联合会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有权查阅相应工商企业的财务账簿，雇主无权拒绝。而查阅到企业财务账簿的会计和律师自然清楚雇主赚了多少钱，为劳工争取多少利益是为合适。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本身就负有职业保密的责任，他们平日里为众多工商企业服务，非常清楚其财务和运行情况，自然要遵守为企业保密的责任。
当然了，《大明劳工会制律》也不是单单偏向劳工一方，当企业出现经营问题，利润下降或者亏损，雇主方也可以聘请律师与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要求减薪或其它措施，以便让企业能够恢复。这时，雇主方就成了“保护”的对象，而劳工联合会也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不减薪和采取其它措施。一旦企业破产清算，劳工们将面临失业，因此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
可以这么说，大明弘文院法学研究所一直认为《大明劳工会制律》是一个法律制衡的最佳典范。
而上海的劳工联合会势力在大明也是排在前列的，所以刘浩然选择在这里进行奉议会试点。
按照刘浩然的构想，上海县按照区域分成十五个选区，而每个选区按照人口的多少比例，分配一名到五名奉议员的名额，直接由符合选举资格的选民进行不公开投票选举出总计五十二名上海县奉议会奉议员。
在选民资格上，刘浩然又耗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决定先做一次最普及的选举。发现弊端后再进行修正，凡是上海市年满十八岁，拥有户籍和一年居住时间以上的大明国民均可参加。
至于选举程序，刘浩然回忆另一个世界各色各样的选举，再结合这个时代的实情，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框架。首先奉议会选举由上海县法务局承办，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宣传，解释选举细则和规则，号召选民参与。第二步就是审查选民资格，刘浩然在考虑中有些犯难，按道理是按照户籍进行认定，但是目前大明流动人口非常多，所以刘浩然就加了一个一年居住以上的规定，按内政部门居住申报来认定。
第二步是候选人登记，候选人如果决定参加奉议员选举，可以向法务局登记，在自己有把握的区参选。而候选人资格需要经过审查，如必须年满二十岁，上海县户籍或居住三年以上的大明国民，有向大明纳税的单据凭证，等等。
第三步就是公布候选人名单，上海县法务局将审查合格的候选人名单按区分类公布在法务局公告栏和《江苏邸报》、《上海商报》等报纸上，如果有人对候选人资格有异议，可以向法务局进行投诉，法务局进行再审查。
第四步就是候选人进行自我宣传，为了保证公正，各报纸会将所有候选人的简历、竞选理念等情况全部刊登，其余的不得再做任何评价和帮助选举的宣传。而各候选人必须到各自登记的选区去拉票，如公开演讲，如沿街拜票，但是任何机构组织不得强行要求其成员对某一候选人进行投票，包括劳工联合会，以完全体现选民的自愿意识。
第五步就是到期投票，法务局在各选区设定投票区，为期十二小时，方便上班的选民有时间去投票。任何人和机构组织无权询问和查看选民投票前、投票后票箱未开封的选票内容。
第六步，开封票箱。进行票数统计。刘浩然给这次上海县奉议员选举制定了简单多数票，谁的票数多，不管有没有超过半数，即可当选，而该选区拥有一名以上奉议员名额者，则按票数多少进行依次选取。
第七步，公布选举结果，当选的奉议员在奉议会宣誓就职，开始履行职责。
这其中还有许多细节，如当地监察御史官署全程监督，省、府法务部门和佥察、巡察御史遣代表监督，发现有违规行为，可要求上海法务局停止该行为，甚至可以要求上海县按察司裁定取消某奉议员或候选人资格；参选必须有资金支持，刘浩然规定每位奉议员候选人可以向各工商业机构或团体组织或个人请求助选资金，但是每个机构或团体组织或个人有助金上限，只能体现为其对某候选人的一种支持；该助选金必须由候选人受领，存在法务局指定的参选账户上，其家属不得受领助选金；该助选金必须全额用于参选，如参选宣传、参选雇佣人员的薪酬、参选海报等等开支，不管当选或未当选，每个候选人都必须经过指定的会计事务所财务审计，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当选者可由法务局或监察御史向按察司提起诉讼，取消该奉议员资格，并禁止此后的参选资格，未当选者则由法务局宣布取消此后的参选资格等等。
而上海县奉议会和奉议员的职责，刘浩然倒是耗费了一番力气，最后初步定了下来，主要有监督上海县衙的财政度支和监督、弹劾上海县知县以下所有官员。
尽管大明的税赋是高度集中，但是每年都会按照该地收取的税收比例返还被当地官府，以保证当地的基础建设、教育和医疗保障。上海县算得上是大明数一数二的富庶县，它每年返还的税收也是巨大的，所以才建设得如此繁华。而上海县奉议会就是要监督上海县衙是如何花每一分钱的。另外，上海县奉议会也被授权对上海县包括知县在内的官员进行监督，发现失职不当等行为，可行弹劾权。一旦弹劾案通过，知县以下的就地免职，知县则有松江府免职，另遣知县就任。
刘浩然对上海县奉议会只是试点，所以还没有授予它选举官员等权力，只是赋予了部分监督权。
而在财政监督权上，刘浩然给上海县奉议会设计了一套很新颖的制度。即上海县财政预算制度。每一年，上海县知县会就该县在未来一年的建设规划和财政支出做出一个预算报告，未来一年上海要修建多少条桥梁、直道、水利、学校和医院，需要用多少钱，而维护现有的学校、医院、直道桥梁和水利又需要多少钱，官员司政薪酬又是多少，等等，反正就是一笔总得开支。
然后上海县各局做各自部门的预算，如内政局说未来一年要加强社会治安，打击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诈骗犯罪，加上维持日常运作，总计需要多少钱。
奉议会对这些预算进行审核，他们可能对财务不是很在行，但是可以随即指定如苏州的某家会计事务所帮助进行审计，以便发现财务问题；财务上没有问题，奉议员可以根据上海县实际情况对官府的预算进行审查和讨论，学校和医院的投入是不是少了？城市基础建设是不是少了？而官府自己运行的费用是不是多了？经过争论，上海县官府和奉议会可能会各自做出让步，达成一致，通过该预算案。
预算案通过之后，一年上海县官府可用的钱总数已经定下来，各局可以支配的钱数也确定下来，至于你怎么用，奉议会不管，所以如你上海县内政局招募多少治安员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你上海法务局请某某剧社进行法律宣传，奉议会不会去理。
他们只管你使用过程中有没有猫腻或者治政过程有没有违法。如修建某工程时，该预算是不是多了？这招标过程中是不是有暗箱操作？你上海官府进行官府采购为什么笔墨这么贵？是不是有猫腻？奉议员天天盯得就是这个，而且可以行使咨询权，要求相应负责人在奉议会解释。如果解释不通，奉议会可以通过决议，授权随机的某个会计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对该工程或该行为进行审查，而奉议会再根据审查结果讨论是不是对该责任官员进行弹劾。
过了一年，在做新年预算时，你上海县官府先对去年的工作和预算进行总结。如你达到去年预算时承诺的结果，没有问题，如果你达不到，如你内政局治理社会治安、打击经济诈骗一年了，怎么上海县的社会治安还这么差，经济诈骗还累出不穷？首先你新一年的预算甭想通过，去年花了那么多钱却办不了事，你今年还好意思要这么多钱？要想通过新一年预算，除非你相应部门的主官辞职，换一个能够让奉议员相信可以改善的官员来。
按照刘浩然的构想，上海县奉议员任期为三年，这是因为刘浩然考虑今后可能要设置省奉议会，而省奉议员任期初步定在五年。因为如果定在三年会有个问题，在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省奉议员当选之后，千里迢迢赶到省府就职，没过多久，又要赶回去参选，这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了。所以省奉议员任期五年，县奉议员三年，两者之间刚好可以错开，避免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