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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送来意外之喜的英国佬之后，谭平与陈潇等人已经超额完成了国会赋予的任务——码头上吊死的四十七个英国佬足以加深英国佬与荷兰佬之间本来就不可调和的矛盾。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留下一个步兵连掩护王胖子王薇的施工队开始在那座索伦森嘴里的要塞原址上修筑要塞。
另外一个步兵连则掩护着两个炮兵连，配合荷兰雇佣兵作战。于是在淡马锡的日子变得单调起来，通常都是荷兰佬白天进攻，然后晚上等着柔佛人进攻。盟军的阵线进展虽然缓慢，但却以平均每天六公里的速度在向北推移着。直到三月末，盟军彻底将柔佛人赶出了淡马锡。而后盟军舰队开入海湾，开始对着海峡对面的新山城炮击。
连续两天的炮击，在澳洲舰队几乎耗光弹药之后，柔佛人崩溃了。数千崩溃的柔佛人涌出新山城，向北逃跑。至此，淡马锡战役终结，盟军顺利地控制了淡马锡，彻底堵死了印度洋的入口。
与淡马锡风平浪静的顺利相比，此刻的南明，形势简直就是急转直下，眼看就要到了崩溃的边缘。
弘光朝初立的时候，一帮子士大夫先是为谁当皇帝吵吵得不可开交。吵来吵去，结果来了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谁也没想到那个大胖子废物造粪机器居然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普遍真理，联络上了四镇，拥护自个儿当了皇帝。
也亏着马士英反应快，见事实已不可更改，索性就顺了四镇总兵的意思，拥护朱由菘当了皇帝。这事儿直接就造成了史可法退出朝政，陛辞而去守江淮去了。
但在这之前，一帮子士大夫，从马士英到史可法，早就定好了立国之策。刨去纸面上华丽的文字，概括起来不过八个字：偏安一隅，借虏平寇
后世人们常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给史可法和马士英描绘成截然不同的脸谱。事实却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比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们两人的品质高下主要是在个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讲戒需迟。今胡马闯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北伐之无望邪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指顺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
总而言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在这帮子士大夫的眼里，吴三桂不但不是什么乱臣贼子，反倒是大大的功臣
当时的情况，满清的突然南下打了闯军一个措手不及。狼狈之际，没了李自成统帅的闯军败退的更加彻底，刘宗敏与李过两大派系勾心斗角，心思都不在满清身上，只是卷了财物一门心思的逃跑。而在此之前，假李自成在一干谋士的指挥之下，早就在中原遍设衙门了。
可随着清军南下，被闯军杀怕了的士绅们开始反扑。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闯军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军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且不说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军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
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军，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紧跟着，南明开始接二连三地往北京派遣使者，与满清商议‘共同平寇’大业。一来二去的，条件越来越优厚，到了后来干脆就提出划江而治了。
南明的士大夫们殊不知道，正于他们的放纵，使得满清对待南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山海关战役之后，满清轻易地占据了京畿周边，刚开始的时候战略上并没什么明确的表示。有的满洲贵胄，干脆就嚷嚷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摄政王多尔衮心里头也直犯嘀咕，犹豫着要不要见好就收。中原广袤之地，入关的满清军队人数又不多，拿什么占领这花花江山？只是黄台吉临死的时候立了遗嘱，说是倘若要是占领了北京，应当立刻迁都至此，以图进取。
不得不说，虽然黄台吉是鞑子出身，可这眼光上的确算得上是高明了。可就连黄台吉也不知道占了北京，满清还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只说以图进取。
多尔衮刚入北京，为崇祯帝举哀三日，随即令汉族官民剃发改制。剃发令下，当即就有南明投降过来的官员反对了，说剃了头发，就等于隔绝了北方人南下的可能，不利于满清一统大业。多尔衮当时就怒了：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说白了，多尔衮自己也不清楚，以北京为都，这个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不是仅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议定的金银、绸缎之类就能够解决的。
到了这个时候，满清的高层已然清楚，划江而治是不可能了。如今的形势就如同一场赌局，赢了，满清取代明朝一统大业；输了，满清夹着屁股乖乖走人。别说划江而治了，就是这北京城他们都站不住脚。
1644年农历七月末，多尔衮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书信。信里头绝口不提划江而治之类的，只是反复强调满清才是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无条件投降。
信中充满了恫吓之辞，甚至说什么“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连闯军也被“借用”来作为迫胁手段，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尔衮自知兵力有限，以虚无飘渺的“联闯平南”壮大声势。按情理说，史可法阅读了多尔衮的来信，应当对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于心，急讲自强之道。
然而，他却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进士黄日芳起草回信，黄日芳的答书原稿“词颇峻”。史可法审阅时惟恐触怒清廷，说：“不必口角也。”而后亲笔书信一封，措辞绵软，依旧希图满清能与南明联手消灭闯军。
正是因此，时间推移到1645年3月末的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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