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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正是义和团在天津租界与八国联军激战的日子，整个中国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渤海湾，不会有任何人向渺无人迹的西北大漠与阴冷黝黑的敦煌莫高窟望上一眼。
也就在这一天，在西北边地敦煌，一扇历史之门悄悄地被一个小人物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唐代写本在莫高窟的一间小小密室里被发现了。中古时代书写的手稿、历时久远的历史文献、西亚和中亚各民族文字的文书、精美绝伦的绢画，堆满了整整一个洞窟。这个洞窟就是莫高窟编号为16号的洞窟，这个小人物就是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记下这样的文字：王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开凿于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打，流沙便从窟顶不断地蔓延下来，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口都被封了起来。王道上雇了几个伙计帮助清除长年堆积的沙子。那一天，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叫杨河清的伙计发觉甬道北面壁裂一孔，怀疑暗藏石室，于是，王道士与杨某夜半破壁，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难得的惊人发现就这样被一个不知考古为何物的道士发现了。可以想象，只要塞满洞口的积沙被挖走以后，掩盖藏经洞门部分的壁画失去承重，很可能会有裂缝出现，一旦积沙移走，藏经洞的发现便是必然的结果。
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渐渐地人们称它为“藏经洞”，而把藏经洞内的经卷文书称为“敦煌遗书”。
愚昧的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经本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游客，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绢画是从哪里来的。
王道士最先赠送的对象是安肃道台兼兵备使廷栋，因为廷栋可能是王道士原来在肃州当兵时的上司。《敦煌石室记》有如下记载：“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已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廷栋这位自负的满族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写的好，而没有对它们表示特别的兴趣，但是，王道士送去的一箱卷子，廷栋却不客气地据为己有。后来，廷栋在一次肃州驻军哗变种被杀后，这些卷子又分别落入甘肃督军张广建、甘凉道尹许承尧等人手中。王道士不甘心，仍旧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赠送经卷，求得捐助。甘肃的地方官绅有许多人都接受过王道士的经卷赠品。
1902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和绢画。当这位进上出身、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见到经卷后，立即判断这些经卷不同一般，于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在汪宗瀚出任敦煌县令3个月后，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叶昌炽通过汪宗瀚，不仅获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铭拓片，还收到藏经洞出土的佛画经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写本等。只是汪宗瀚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敦煌当地文人王宗海也给叶昌炽带来两卷藏经洞出的唐代写卷、一帧佛画（这帧佛画即“水月观音画”，目前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王宗海也说，藏经洞不过是个很小的洞子，并没有太多的收藏。所以，叶昌炽虽然一眼看出藏经洞经卷的价值，但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讨论藏经洞藏品的，始终没有踏上敦煌一步。他事后曾多次表达未去敦煌的悔意。
倒是那位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延栋，后来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运到之后面对一堆发黄的故纸保管起来更麻烦为由，只是给汪宗瀚发了一张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汪宗瀚也亲临莫高窟执行这道命令。敦煌人吕钟编纂的《敦煌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时县令汪宗瀚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两万余卷，当时人亦不知重也，有携回一两卷，也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士善为保存”。在汪宗瀚后来送给叶昌炽的绢画上，也有汪宗瀚这样的题字：“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藏经洞进行封存，但被封存的物品到了汪宗瀚这些执行封存人于中，封存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由于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面应承，实际上仍不断地从洞窟取出经卷悄悄出售。据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目赘言》披露，这一时期，石室写卷为甘肃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军张广建、省长陈阎、政务厅长许承尧、榷运局长蒯寿枢、兰山道尹孔廷宪、高检厅长徐声金、教育厅长马邻翼、财政厅长雷多寿、实业厅长司徒颖、电报局长李幼根、省督学李苞等。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当事者的文章透露，当时，甘肃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物为“贺兰石、卓尼砚、敦煌卷”。很显然，在王道士向当局报告的过程中，官员们接过藏品时的兴奋表情告诉王道士，这些写卷是珍贵的。于是，王道士把真情一次次地隐瞒了起来，只是透露了部分实情。而所有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没有一个人愿意亲自到藏经洞看个究竟。直到藏经洞的藏品纷纷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的大量外流，当局仍一无所知。而学者们得知实情后，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者有之，指责外国人者有之。叶昌炽更是悔恨交加，他后悔自己巡行了大半个甘肃府，只差敦煌没有涉足，留下终生遗恨。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曾有7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写卷，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接着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大肆劫掠。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陈垣<燉煌劫馀録>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馀年间，东趄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燉煌学著作主林者，仅三数人而已。”紧接着，有说道：“燉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从陈寅恪先生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敦煌遗书的重要，也能看到敦煌遗书的流散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事实上，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各种文献资料2万多卷，如今散落在全世界22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国。
眼下，王国维在琉璃厂看到的敦煌卷子，就是王道士赠送给别人而流传出来的。而王道士的秘密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部，包括孙元起——毕竟这些知识在课本上只出现了那么几行而已。那么刚刚好，孙元起知道了最重要的两点：一、敦煌遗书在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具体地点王道士知道；二、敦煌遗书很珍贵，现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自从得知有敦煌卷子流出后，孙元起就有些急不可耐，准备往西北一行。因为他也不知道斯坦因、伯希和两个家伙什么时候到得敦煌，只希望他们现在还没到！
史实中，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期间，从敦煌逃到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里约略得知敦煌藏经洞的消息，于是，带着他的中文秘书蒋孝婉于1907年3月12日直奔敦煌，“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获取这批写卷”。他仅用4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买通了王道士，携走了8000余卷写本和几箱绢画，从西北边境悄悄出境，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1908年2月，伯希和接踵而来。他仿斯坦因之例付给王道士500两银子，便又将6600馀卷写本精品和38幅大型绘画捆载而去。虽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经洞一年，但斯坦因并未能进入藏经洞内挑选，未能看到拿部藏品，而伯希和则不同，他不仅亲自进人洞窟翻检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汉语，有着丰富的中国和中亚历史文献的知识，获取遗书的数量虽不如斯坦因，但几乎全是精品。
有时候，孙元起甚至想：其实敦煌遗书被斯坦因、伯希和得去，未必是坏事。毕竟现在他们掠走的经卷，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处，成为全世界的瑰宝，中国人还可以见到。如果保存在中国人手里，经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殊时期，又能保存多少呢？只怕那些经卷逃得过千年的历史变迁，却逃不过一群无知者的破坏。
历史上，这些事就发生过。
伯希和将获取的卷子从天津以海路运往巴黎后，于1909年5月来到北京。得知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正在“物色各种古籍，以保存国粹”，不知他出于炫耀或别的什么心理，便以携带的正在研究的部分敦煌写本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当时，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常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京师大学堂教习蒋斧、国子丞徐坊、知名学者罗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参观。“插架森森多如笋，世人何曾见唐本。”这是清道光年间文人莫友芝感叹古籍的匮乏，写下的诗句，可见，唐本的珍稀。这些京城的官员和学者看到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珍品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始得知甘肃敦煌有重大发现。伯希和还告诉大家，敦煌石室尚留存以佛经为主的8000卷经卷。当听说藏经洞还有藏品的时候，中国学者是怎样的兴奋和焦虑已经难以描述了，但是他们立刻采取了行动。在保护和拯救剩余藏品的行动中，罗振玉是其中最积极努力的一位。罗振玉立即报告了学部左丞乔茂楠，并由罗代拟电报：“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命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并将所余遗书悉数解运京师。清朝学部这时才清醒过来，决定收拾残余。而此时，距藏经洞发现已整整9年。
甘肃方面接到学部电报后，甘肃藩司、代理巡抚何彦升刚刚到任，他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解运京师。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从敦煌启运。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藏经洞在被发现的第10年，中国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8000余件，数量还是可观的。但是，从敦煌到北京，敦煌遗书又经历一个苦难旅程。
运卷大车离开了藏经洞，藏经洞宝藏便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卷子为目的的买卖、偷窃、私分行径由王道士看守藏经洞时的秘密流散转为公开的掠夺。事实证明，傅宝书、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尽心力，所经之地敦煌卷子任当地官员抽取、挑捡，并擅自出卖，又为掩人耳目，一卷撕开充作两卷。许承尧1944年在他原藏的敦煌经卷题跋中讲到卷子的来历时，对运卷大车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说得十分清楚：“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人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许承尧1913年到兰州时，碰见市面上出售敦煌写经，购买多达200卷。1919—1921年任兰山道尹和甘肃省长的陈阎，自称在甘肃为官时，与朋友争购敦煌写经。民国初年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竞以敦煌卷子为买官契，根据卷子多少换取官位大小。贾缵绪在民国六年之后的10年里，曾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甘肃省教育厅长、安肃道尹，在任职期内购得敦煌卷子多达百余卷。此后，北京大学陈万里与美国福格博物馆第二次考察队途经兰州，以及向达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还时时能看到开出大价钱的敦煌藏经。敦煌至北京，迢迢远途，其中沿途流失者又该有多少呢?
敦煌遗书一路颠沛流离，到达北京后，新一轮劫难又开始了。运卷大车不是直接开进学部的大院，而是开进了甘肃巡抚何彦升在京的儿子何震彝的家里。何震彝叫来他的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深、方尔谦等人，在私家宅院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人自家书房。当时，报官的敦煌卷子清单上只有卷数，没有卷名、行款等，所以，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又将一卷撕成两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之后，才移交学部，共18箱，编号计8679卷。
遗憾的是，这些卷子已不是自藏经洞解运之初的卷子原貌、原数。故此，民国年间敦煌写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写经守残留影》之《编日赘言》记载道：“而令北平图书馆所存的八千余写卷，是其糟粕残余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么，被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编目赘言》是这样记载的：“学部贻书甘肃，令购运来京，其菁华固已无多，时获甘督何彦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复为其所留。其妇翁李盛铎且分得唐人所写札注书经等，尤可宝贵，凡与何子相契者无不得之，有分至数百卷之多者，故厂肆出售不绝也。”
然而，这种分裂经卷以充件数的行径很快就暴露出来。当时，学部侍郎宝熙发现运送学部的卷子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运的傅宝书被扣留。只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顾不暇，不得已，将傅宝书放回了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敦煌国宝的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文化遗产，不合法的手段显而易见。但是，我们从国人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剖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于国粹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光，外行就是糟蹋光”。在我们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免多了一份伤痛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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