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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江西南部，瑞金县，叶坪乡。
金秋十月，金盏菊在墙角开得兴盛，清晨的朝露还沾在娇嫩的桔黄花瓣上，闪出水晶般的光泽。
明媚的秋光下，这座位于群山环抱之中的“中华苏维埃国”红色首都，依然是那么气势非凡——宽阔的红军广场，高高耸立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建筑讲究的红军广场检阅台，还有烈士亭、博生堡、公略亭（纪念早期红军烈士黄公略）……各具建筑特色，内中有许多精美的花格雕刻图案，既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建筑物的政治含义，又充分反映了精致优美的客家建筑风格，看了就让人不由得想要感叹和赞许。
而最让游览者感到肃然起敬的，则要数那座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塔主体部分形如炮弹，高约13米。塔身正面朝西南，从上到下嵌着七块方形青石板，青石板上阴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塔体由砖石垒筑，外表粉刷了水泥砂浆，并在砂浆表面嵌有无数小石块。塔座为五角星体，全由红条石垒砌，五角之间，建有登座的台阶，阶梯5个，均为9级，面宽约1米，用红条石砌成，从地面5个方向，可直通塔座台面。阶梯两旁还装饰着约0．7米高的石柱，在塔座四周立有10块碑刻……
上述这些富有政治意义的建筑，让原本掩映在莽莽丛林之中的叶坪村，隐约有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气势。
——虽然工农红军真正入主这片土地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久。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岁月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用他们蓬勃的朝气，给这片停留在中世纪的穷乡僻壤，带来了一波*新时代的冲击：
第一批军事工业，第一座现代化银行，第一座造币厂，第一座印刷厂，第一所邮局，最早的土地改革，最早的红色货币，最早的一批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然而，在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错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绞杀之下，这一切终究还是被画上了句号。
在之前的整整一年反围剿战斗中，中央红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地盘越打越小。截止到9月下旬，中央红军的控制区已经仅存瑞金、会昌、长汀等几个县。而国民党军队又即将要发动最后的总攻击。
至此，党中央领导人集体决定，鉴于反围剿战斗已经基本绝望，故而放弃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一队队穿着灰军装，戴着八角帽的红军战士，留恋地最后看了一眼“红都”瑞金的景色，随即转身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而苏区各个村落的男女老少，则纷纷来到村头、河边、山岗和大道上，默默流泪送别红军，祝福他们早日胜利归来……按照当时党中央的乐观想法，这一次主力红军仅仅是作短暂的战略转移，在引走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打回来，而不是一去不复返。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距离红旗的下一次插上瑞金城头，还要再熬过十五年的漫长岁月……
——当然，这只是本时空原有的历史轨迹……而如今却有一群彪悍的穿越者乱入其中，即将兴风作浪。
与此同时，另一支国民党的重兵集团，也在对江西景德镇一带，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发动围剿。为了消灭这支距离南京和上海更近的红色武装，国民党动用了大量的兵力，同样采取“稳扎稳打，碉堡推进”的战略，以横峰和葛源为合围中心，从四面八方围攻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
为了支援势单力孤的方志敏同志，在此之前的1934年7月，党中央就派遣红七军从中央苏区出发北上。并且于10月在德兴县重溪乡与红十军会师，共同组成红十军团，由方志敏率领着他们坚持战斗。
但问题是，跟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铁壁合围相比，中央苏区派出的这点儿援军实在是杯水车薪。
不久之后，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方志敏也不得不率领红十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离开根据地继续北上皖南，企图骚扰蒋介石的江浙腹地。只留下一个红三十师及各县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基本宣告失败，中国南方的各处红色根据地相继丧失，给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刚刚起步的新民主主义**事业，几乎造成了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而取得第五次围剿胜利的蒋委员长，则踏上了他一生“剿匪”事业最为辉煌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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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东湖，百花洲，蒋介石的南昌行营
徐徐秋风吹过东湖的水面，激起粼粼的波光。在这湖光山色的掩映之间，江西省公立图书馆的门前却不见翻书苦读的文人学子，反倒不断出入着杀气腾腾的戎装将领，以及执勤巡逻的军警特宪。
——事实上，这座占地3300平方米，气势宏伟的省公立图书馆落成仅两个月，就被刚刚结束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的中原大战，便亲临南昌策划指挥“围剿”工农红军的蒋介石占用。
从此，省公立图书馆成了“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馆员们不得不将馆内藏书运到别处堆放，腾出洋楼给蒋介石使用。之后，蒋介石还在楼顶架设了省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南昌行营广播电台。
此时此刻，南昌行营广播电台之中，一个软绵绵的女声正在诵读出连番的捷报：“……各位听众……据中央通讯社消息，即日前我军收复广昌之后，今日我英勇战士……兵锋直指瑞金……大胜赤匪彭德怀部，击毙赤匪……”而南昌行营的会议室内，则是一派将星云集的景象——数十名“党国重将”刚刚从“剿匪”前线赶来赴会，因为好不容易有了几个胜仗作为底气，一个个都是眉飞色舞、兴致盎然的得意模样。
就连主持这一次军事会议的蒋介石总司令，也颇为难得地在脸上有了一丝笑意。
——过去的一年之中，亲自坐镇于南昌行营，指挥南方“剿灭赤匪”事宜的他，在连续遭受了四次惨重的失败，并且被国内舆论压得喘不过气来之后，如今终于依靠“结硬寨，打呆仗”的堡垒战术，熬过了敌人最凶猛的反扑，杀进了赤匪的核心腹地……眼看着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几乎是触手可及了。
因为前线战况节节胜利的缘故，这一次会议的进展极为顺利，在一番歌功颂德和彼此表决心之后，到了傍晚，会议便结束了，各部将领随即各自返回前线，准备部署最后的总攻击。而日理万机的蒋委员长，却暂时还无法放松下来——当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之后，他又不得不考虑各种千头万绪的政治问题。
眼前即将走向穷途末路的赤匪，虽然是他最为憎恨的对手。但蒋委员长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真正把他两次赶下台的宿敌，可是江浙财阀和汪精卫、李宗仁那一票“党国同仁”！（之前他曾经两次被逼下野。）
因此，即便是在眼下所谓“蒋主军、汪主政”的政局分划中，他也必须要分出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政治，身在南昌行营，眼睛却盯着南京国民政府，时时担心着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会不会再给他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说起来，蒋介石这个最高领袖的地位，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稳固过。他那个七拼八凑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他的敌人更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
——世人皆知，蒋氏起家于黄埔军校，但严格来说，十年之前的蒋中正，可是在上海玩金融欠了一屁股债，才灰溜溜地逃到广州来。一无兵，二无财，身为区区一介校长，又能有多大威风？若是仅仅依靠身为校长，就能让军校生惟命是从，又为何不见昔日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的校长们“闻达于诸侯”！
亏得他在国民党内多少有些资历人脉，又依靠“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逐步控制了第一军，这才算是有了起家的本钱。但是跟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等一干党国大佬，甚至是陈独秀这个“赤匪魁首”相比，蒋某人的力量依旧很单薄，即使是他手中的第一军，也谈不上百分之一百的可靠。
蒋介石个人命运的第一次飞跃，开始于“四一二”反**政变——当时，上海的国际金融家、江浙财阀和买办阶级，为了镇压愈演愈烈的**狂潮，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打手。蒋介石则毫不犹豫地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向这些反动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南京国民政府。
但问题是，蒋介石这家伙实在是一条狼崽子，本性就是“得志便猖狂”，翻脸比翻书还快。江浙财阀们还陶醉在剿灭赤色分子的喜悦之中，就发现自己被某条养不熟的白眼狼给狠狠咬了一口——从1927年5月开始，由于从上海滩诸位大亨那里弄到的钱不够花，胆子越来越肥、胃口越来越大的蒋介石同志，索性用上了无赖手段，学习闯王李自成的“先进经验”，肆意罗织罪状，派兵到处绑架、逮捕银行家和资本家，对他们“拷掠追饷”，一时间弄得上海滩十里洋场上人人自危。当时有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在报纸上如此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被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
很显然，“被共党”这一招数，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实在是玩得很上瘾，以至于“四一二”反**政变刚过一个月，工人纠察队的血迹未干，就在上海滩搞出了这么多“红色资本家”来！
对此，上海滩的大亨们真的很生气，后果也真的很严重——那些大亨们一致认为，蒋介石这个小瘪三实在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给你钱，是要你给我们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丰，就敢反过来咬我们这些老板一口，以后若是真成了气候，那我们还哪里有活路？！所以非得要给你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不可！
于是，在发动“四一二”反**政变仅仅四个月之后，蒋介石就发现似乎快要轮到自己被清洗了——在上海滩大亨们的串联和资助之下，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诸多党内实力派联手向他发难，声称当前分裂的国民党南京、武汉两派如果要统一，首要前提就是蒋介石下野！就连他最信任的部下何应钦，也选择了倒戈相向，而那些黄埔系学生们所谓的忠诚，在上海滩大亨的银弹攻势下更是不堪一击。
为了避免自己死于一场兵变，蒋介石不得不黯然返回老家浙江奉化。之后更是好一番伏低做小，甚至顶着骂名毅然抛弃妻子陈洁如，迎娶宋氏财阀的小姐宋美龄，这才再一次争取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成功地卷土重来，再一次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他又通过发动“二次北伐”打垮了张作霖，彻底埋葬了北洋政府——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蒋介石就实现了从上海滩小瘪三到全中国最高领袖的华丽转身。
自古以来，中华之得天下者，似乎还从未有过如此之快的速度！莫非蒋氏真是天命之子？
然而，最终导致蒋家王朝覆灭的祸根，也从此埋下——正所谓“贪多嚼不烂”啊！
因此，即使蒋介石登上了“中华第一人”的宝座，也还是感觉处处不顺——党内的元老依然对他这个小字辈面服心不服，不断地密谋着各种的反蒋运动；各路军阀对他这个总司令也是阳奉阴违，即使用“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的办法，打赢了中原大战，也还远远谈不上一统天下；而且，曾经被他用屠刀杀得血流成河的共产党人，也拿起了武器，让他一生的噩梦从此拉开了序幕……
更要命的是，日本在前一年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一纸《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坐实了“国贼”之名，被淹没在全国上下的一片骂声中。
说穿了，蒋介石之所以会落到这等尴尬的境地，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被“中华第一人”这个金字招牌给迷花了眼，没有吸取昔日冯国璋大总统“进京坐火坑”的教训，更没有发现在自身根基没有夯实的情况下，就贸然谋求中央政府的大义名分，其实只会把自己推进火坑——如果他此时的身份并非全国领袖，而是孙传芳那样的“东南五省联帅”，操作空间就能灵活得多了，又哪里需要承担对日妥协投降的罪责？
然后，在内忧与外患之间，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他的心目中，无论日军再怎么强大，英美列强也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最多就是丢失几个省份而已，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赤匪”的性质就不同了，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穷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赤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他宁可投降日寇，也不可对赤匪妥协！
可惜，让蒋介石感到恼火的是，似乎大多数党国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苦心，对他的对日妥协策略横加指责。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了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赤匪”问题只能从政治上解决，从而博得舆论一片叫好，却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让他憋了一肚子的火。
幸好，眼下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只要消灭了赤匪，后方的那些“小人”自然也不足为虑。
除此之外，如今同样让蒋某人感到十分闹心的，还有上海滩的那一干进步文人。RS